保障性住房回归视线，住建部完善保障体系增加供给

在商品房经历了20年的疯狂增长之后，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让所有人“有地方住”，这是2021年8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释放的强烈信息。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王孟辉指出，新时代新阶段，住房矛盾由总体短缺转向结构性供给短缺，人民群众对住房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和环境。也就是说，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住房短缺问题。核心问题是住房分配不够均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相应措施是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

9月，由独立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保障性住房项目“燕宝百万家园”在北京发布。它的设计师是从未有过保障房设计经验的马岩松，以及他创办的MAD建筑事务所。无论是从设计还是社区营造上，百子湾的这个公租房项目都突破了通常意义上的保障房，就是在住的基础上，又好了一点。

2000年，《新周刊》制作专题《像人一样生活》。当时正值房地产市场初露头角的时刻，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遇到各种房地产乱象。 《新周刊》以“方向盘一代”的视角，打造了“中国住房十大批判”、“房地产开发商的八大卖点”、“中国住房梦的三级跳”等具有批判意识的文章。

2021年，多重调控下，中国商品房尘埃渐落，政府主导的住房日益重要，中国房地产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新周刊》与建筑师马岩松联合推出了“住得更好”专题，从马岩松设计的百子湾公租房开始，拓展到全国不同城市的密集型住房，为我们为您找到您想要的城市和居住地的答案。

在北京，《新周刊》首先聚焦了目前被称为“北京最美公租房”的燕宝百万家园。 《新周刊》从政府、建筑师和居民的角度充分呈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复杂性，意在探讨一个示范保障房项目能给我们未来的生活带来哪些启示。

在上海，《新周刊》深入历史，聚焦“工人新村”，同样具有示范意义。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为职工建设的集体住房，其申请入住的要求与当今公共租赁住房的准入门槛相呼应。与此同时，“工人新村”作为国内社区建设的典范，深刻影响了中国城市的居住面貌。与这种宏大的叙事相对应，作家金玉成用密集的文字和手绘的地图还原了自己的私人经历。他在不断变化的城市中的生活经历是这个问题中最柔软、最微妙的部分。

在大湾区，植物与城市的共生、高楼与城中村的交织是《新周刊》所关注的。它们提醒我们生活在城市环境边缘的可能性。 《新周刊》还探讨了影视作品中真实生存环境的悬浮和真空，以及隐藏在生存环境背后的女性意识。除了金钱之外，家中还有很多精神世界值得探索。

总之，这不是对中国住房的全景研究，而是从现在和过去的模式集体住房出发，对我们的居住环境进行不间断的反思。

居住在公屋的人们更愿意外出。 （摄影/朱雨萌） ©️MAD Architects

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住房保障体系。公共租赁住房的意义还停留在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吗？现在保障性住房还需要哪些突破？

公共租赁住房是提供满足基本居住需要、具有一定面积标准的住房的民生保障项目。在不断提高室内居住空间品质、满足相对私密的居住功能的同时，公共租赁住房社区必须经营成为居住社区，原本在室内空间进行的居住行为要在社区的公共空间进行，这样，社区的配套设施服务于居住其中的人们。社区从提供居住向提供生活场景发展，实现“人人有小家”。

燕宝家园住宅外观匀称。 （摄影/朱雨萌） ©️MAD Architects

保障性住房不仅仅是住房问题，还可能体现居住中的社会文化因素。许多保障性住房项目地处偏远，社区相对封闭，缺乏特殊的设计理念。它们只提供生存空间，并不能解决生活幸福问题。在百子湾的公共租赁住房中，我提出了几个理想：

一是社区开放。我们把整个社区设计成几个地块，中间有道路，形成社区中的一个开放街区。汽车可以通过，沿街有很多步行街和商业区，使整个社区与城市融为一体。

其次，居民享有社区最多的公共空间。我把内部空间做了立体化，将公园内的公园空间放置在二楼，并在二楼设计了一些桥梁，将所有被街道隔开的地方连接起来。该区域供社区内的人们使用，并最大化其中的绿化带。

三是希望住户无论房子多小，都能享受到阳光的权利。如果整个小区的房屋都必须享受朝南的阳光，就意味着房屋之间的距离会变得很小，这会导致建筑变得更薄，增加房屋的结构难度。我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寻求突破。

第四，我特别想去掉军营式的安排。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三追建筑。走廊单面，北侧，房间均朝南。这条走廊实际上提供了一定的保暖功能。

曾经有句话说：“一个人的地位和尊严是由他拥有的平方米决定的”。一般理解是指个人拥有的房产面积乃至地段、周边设施、房型等加分项，但现在年轻人置业困难。调查显示，在大城市，70%的新市民和年轻人居住在出租屋中。但经济适用房位置较远，较好地段的租金也相对较贵。这成为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的新公民和年轻人的现实困难。被房东随意操纵是几乎每个居民都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年轻人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活得有尊严。

对于租房来说，尊严是权利的一个维度。居住尊严是关于思考租客在正式法律框架下应享有哪些权利。目前，我国租赁市场的专业租赁登记机构和租赁合同认证还不够规范，导致租户的租赁事实长期难以确定。当没有足够的租户来“确认自己的权利”时，就会带来不确定感和居住尊严感低下。

与此同时，租客普遍缺乏“权利意识”，会主动与居住地进行自我隔离。他们的社区参与程度低，主人翁意识淡薄。他们对“裸婚”等对租房的污名化描述也不屑一顾，甚至自嘲也是自卑的表现。

当前中国城市租赁市场中，业主与租户之间的权利供给不平等。 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从法律角度明确了业主对房屋的权利； 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对业主的权利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和界定。两项规定都以“财产”和“产权”为重点，偏向于对业主财产权的保护。

由于缺乏“正规租赁”，我国大城市的租赁活动大多在“灰色地带”进行。解决住房困难，就成了“非正式租房”和“买房”之间的选择。如今，社区公共空间很少见到年轻人，几乎都是老年人。年轻人喜欢去商场进行社交活动。

未来需要打造一些新的社区公共空间来吸引年轻人回归社区，但如何落地还需要更多探索。过去很多长租公寓设计的共享空间，利用率大多很低。年轻人首先希望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有选择独处的自由。最重要的是选择的权利。在拥有独立空间的基础上，可以选择宅在家里，也可以社交。

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家

我认为在北京住房能够满足尊严的基础是“稳定”。在城市里一般很难满足这个条件，除非你有自己的房子。当我在百子湾创作《葛雨路》这个作品时，我从来没有想过今天百子湾会建公租房，因为百子湾在我心目中“贵”、“好”。

我也曾住过城中村。房租虽然便宜，但是太不稳定了。很多时候，当房东要赶人的时候，他们不敢开灯，假装没人在家，因为过一段时间也许他们就能再次住在这里。

从2018年底开始，我和女朋友在燕郊住了三年，每月租金1600元，面积近100平方米。燕郊这个地方很荒凉，规划不像北京那么严格。后来燕郊到北京越来越难，我就搬到了宋庄。宋庄与燕郊本质相同，提供稳定的生存空间。

艺术家

我感觉现在的社区、楼宇越来越多的把快递送出家门。快递根本不会进人们家，但人们却希望我们送货上门。很多小区没有电梯，我们实在不想送上去。否则，不用担心。别让我累坏了经常有人让我拿起一份合同来表达。最后我在门口等了十多分钟，因为家里找不到黑笔，只好下楼给他签字。现在很多人住的地方感觉什么都没有。

导游

搬到房价较低的城市是解决办法吗？

我花了四年的积蓄，在家乡江苏兴化买了一套三居室、两居室的房子。为了节省房租和装修费用，大楼接管后不久，我就直接搬进了毛坯房。客厅里没有沙发，也没有电视柜。厨房里用三张桌子组成了炉灶和水槽。水管、电线裸露在墙外。

当我搬进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事情。即使还是一间简陋的房子，也不会减少我住在自己房子里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在一个家被视为向他人炫耀的东西之前，它首先应该是一个人居住的宇宙。

住在简陋的房子里

长沙其实很少有住房尊严的问题，因为它是“房价模范生”，房价十多年来一直维持在每平方米1万元左右。我还听说一个统计，长沙女性购房比例全国最高，我也是其中之一。买房时，最关注的是地段和环境，以及更全面的考虑。美观与否，并不如尺寸实用。其实我并不迷信，但是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买了房子，我还是拜拜了。

对于像我这样近几年买房的人来说，房价上涨是个好消息，但长沙的很多业主却因为没有从房价上涨中受益而逐渐陷入绝望。这也是明星不会在长沙买房的原因。没有升值的空间，他们也不缺住的地方。

长沙居民

2021年9月，上海，曹杨村正在进行全面改造工程。 （沉宇摄）

住房进入市场后，一直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因此，很多政府主导的安居工程常年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80后、90后父母对单位分配方式并不陌生。在上海，“工人新村”是新中国第一个为工人修建的集体住宅区。如今，不少类似的集体住宅区也进入了旧小区改造的行列。

上海的“新工人村”给我们后来的建设带来了很多启发。比如，“统一投资、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理念就是从那时起就被传承下来的。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对住房问题也有了更多的看法。 “工人新村”更注重社会福利，因此建设时不会考虑容积率、密度等问题。它更多的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现在，房子的商品属性已经变得非常高了。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要让这一代人的生活目标只是为了房子。

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相对而言，目前居住在“工人新村”的人普遍是中低收入者。从这个角度来看，社区相比成立时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衰退。我们希望通过空间和社会手段让这样一个社区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在空间方面，完整的住宅小区需要改造。上海近年来实施的“美丽社区”、“美丽街区”、“美丽家园”等许多规划，最初都是为了改善那些居住条件较差的地方。从社会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增加这些中低收入居民的福利。例如，20世纪90年代，上海尝试了“再就业”政策。

同济大学城市与规划系副教授

建筑师

相比上海的集体住房，我更熟悉北京的居住环境。我小时候是在四合院里长大的。那时的北京满是四合院，但每一栋都各有不同。由于没有统一规划，布局参差不齐，导致各个空间都比较丰富。庭院提供了室外公共空间，尤其是大庭院。每个家庭都跑进庭院，营造出一种小社区的感觉。

后来我搬到了一栋6层的水泥板楼。当时大家都很愿意去，因为那里干净，有厨房，有卫生间，基本条件比四合院好。因为它仍然位于原来的老城的结构内，所以城市的丰富性并没有被破坏。

但当这个模型慢慢取代另一个模型时，问题就会出现。比如说现在你走到二环、三环外面，格局基本是统一的，一个街区一个街区，一般都是这样的。这种发展模式也是当时香港的一个模式。逐渐变成了统一的效果，丰富程度远不及原来的四合院。不仅建筑形式消失了，各种空间的有机组合也消失了。整个模型后来变大了，从巷子到市区，再到城市，但人的尺度并没有相应增大。去公园变得太远了，城市变成了汽车和地铁的规模。

住宅占城市景观的90%。与许多地标性的“丑建筑”相比，住宅的千篇一律是更可怕的事情。这就是“千城一面”的直接原因。为什么中国的房子都那么相似？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是政策因素吗？还是房地产开发商一味追求高额利润，抄袭成功模式？还是在监管下创新的可能性很小？买家也有理由吗？

居住地是城市代码中占比最高的项目代码类型。要改变同质化现象，需要在输入端进行调整和引导。当前“一刀切”城市出现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土地财政、资本逐利、监管滞后、公众洗脑。在资本和法规的共同推动下，建筑师和公众被灌输了太多的房地产教条：户户朝南、楼梯两户、大进深、南北通风、开放式厨房、开放式厕所等，根据户型衡量住宅。单一的好坏算法甚至可以大规模标准化房屋类型。然而，同样重要的城市问题、社区活力、邻里沟通、防疫防灾、混合利用、生态环保、多样性等问题都被忽视了。

柯布西耶在《迈向新建筑》中提到：“如果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根除关于住房的固定观念，批判性地、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认识到‘住房是一种工具’，每个人都住在那里。”经济实惠、批量生产的房屋比老房子更健康。”

目前正在兴建的保障性住房主要是为了服务转型期的年轻人。它不再是简单的廉价商品，而是根据城市现状和普通居民需求定制的生活用品。适度宽松的监管和不可销售的特点，给了公共租赁房创新的空间。它是对当前房地产标准化趋势的抵制，对于促进城市居住类型多元化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建筑师

不管我住在哪里，无论如何我都能和工地上的人凑合着。疫情之前，我买了自己的房子之后大概两个月都没有住过。每次回去，我都看到儿子长高了。这两年工作很少，但是很多材料的价格都上涨了。钢材价格上涨尤为剧烈，从几年前的7000多元，涨到了今年的1780元。一些地方还存在大量未售住宅用地。

所建房屋必须符合要求。如果它们外表看起来相似，那么内部也有很多差异。有的建筑很好，有的墙很薄。每个人都看重质量和成本效益。他们挑选位置、面积、方向和楼层。他们来来去去，却轮不到他们选择环境和容貌。

工程总承包商

金玉成创作的三联画《理想》。 （金宇成摄）

我曾问同济老师，上个世纪，这座城市里出现了最有特色的石库门巷。看到它就说明我们已经到上海了。我们能否设计出一种今天上海独有的住宅？老师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建造和教授的是玻璃建筑。客户的要求也必须是高层建筑。 50层和60层的住宅楼是一样的。它们几乎是一样的——是的，是的，我们只能建造全国一致的住宅楼。

让我想起一部苏联电影：每个城市都是一样的。电影里有一个酒鬼，半夜被误送到另一个城市，但映入他眼帘的却是和他家一模一样的熟悉的街道、居民楼和电梯。这是同样的事情。到了他最熟悉的楼层，他拿出钥匙——计划经济的门锁只有几把，门立刻就开了。当他走进房间时，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家具一模一样，而且按照同样的标准布置。他打开了最熟悉的灯，躺在了最熟悉的床上。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走进了别人的生活。

作家

2021年9月7日，广州，珠江边的榕树。 （图/阿坎）

除了建筑之外，构成居住环境的城市植物也是有规律的大自然。说“纪律”是轻描淡写的。植物世界乃至我们所面对的所谓“自然”都是假的、人造的、社会化的。城里的所有树木都是公司生产的种子和苗圃培育的树苗。然后将树苗出售到城市，种植成绿化树木，种植在居民区和城市建设区。不存在自然生长的物种。

2010年举办亚运会前夕，广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和绿化。一些苗圃业主对即将到来的机会感到兴奋，但也担心，因为他们不知道园林规划部门会选择什么树种。一位苗圃老板购买了10万株细叶榄仁树苗。他最担心的是，如果树苗长大了，园林规划部门说不要了，那他的钱就全没了；他必须处理掉这些树苗，因为它们对市场非常重要。这只是垃圾。行政命令的结果是什么？也许10公里的路上都种同样的树，这就带来了植被单调，很单调。

艺术家

理想的生活和现实的生活有什么区别？

城市生活并不理想，也不可能理想。城市生活是一种妥协，是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平衡。城市聚集了许多条件和可能性。因此，每个进入一个城市的人都会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自己应该住在哪里。

理想、有尊严的生活环境首先需要基本的健康。在农村，你可以不需要供水、供电、卫生等很多东西，因为自然条件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但如果一个城市没有系统的设施，它就是不健康的。

其次，人的生活半径最好在半小时以内。步行或者乘坐公交车都可以在半小时内到达。半小时的辐射圈可以让我轻松去有文化活动的地方，或者一些有趣的公园。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住在郊区。我的父母不信任我在城里闲逛，但我可以去附近的大型超市。这是我们的孩子可以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自己去的唯一公共空间。但当我会开车后，我就不再去，倾向于选择更有趣的地方。

逛大型超市实在是没什么意思，里面都是商店。那里只有两个角色：消费者或服务器。我之所以特别喜欢城中村这样的地方，是因为在那里购物特别有趣。在城中村的街道上，除了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你还会看到生活在那里的人——没有被父母盯着看做作业的孩子，聊天的老人，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和角色。遇到。

城中村里有咖啡店、酒吧，你可以坐下来喝一杯，看着路过的各路人流。而当你去大型超市时，你只能在那里买一杯跨国连锁品牌的咖啡，看着和你相似的人。

规划者更无法考虑到的是，人类是一种好奇心极强的动物。当我们无事可做时，我们喜欢做什么？八卦他人并观察他人。一群人聚在一起，八卦是不可避免的，很少有人真正谈论事情。未来的经济适用房或者新社区，可能无法像城中村那样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这并不是说深圳只能有城中村，但深圳最好的布局是城中村、老旧住宅区和商业区交错布局。如果你想体验繁华大城市的生活，可以去大型超市；如果你想买最便宜的新鲜蔬菜，吃最正宗的家乡菜，你可以去城中村。这些都是深圳最宝贵的资产。拆除城中村并不是简单地拆除一些建筑物，而是拆除与之相关的无数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无法估量的。

人类学家

北京城市管理

实际生活与理想生活的差距，其实就是“你想什么”与“你不该想”的问题。我自己的工作地点在市中心的一个老平房区。受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因素影响，老平房区如今已不再具有原来整齐的庭院风貌。

每户使用的建筑面积都比较小。居民利用庭院搭建厨房、卫生间、煤棚、车棚等棚屋。与此同时，他们向上和向下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在房屋顶上盖房子，挖地下室。原来的私人四合院被政府收归国有后，作为直接管理的公房出租给居民。为了响应号召，家里又诞生了更多的孩子。

北京在20世纪70年代的唐山地震中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许多房屋的墙壁开裂甚至倒塌。为了安全起见，当时家家户户都在自家院子里建了防震避难所。渐渐地，居民们用碎砖等材料将避难所改造成自建房屋。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的孩子逐渐长大，面临着结婚成家的压力，没有地方住，于是他们再次将自建的破砖房改造成更大更宽敞的房子。更好的自建房屋，一步一步，原来的四合院几乎全部被这样的自建房屋占据了。有时候别人觉得你活得有失尊严，所以我们要“修剪”；但更多的时候，你其实觉得自己的家很舒服，于是矛盾就产生了。

以上内容全部摘自新一期《新周刊》第595期

为了使写作更加顺畅，一些内容已通过单词顺序和人进行了更改。

计划：李金格（Li Jingyue），泰拉（Tyra）

访谈：Cui Siye，Fu Qing，Li Jingyue，Li Qimiao，Liu Xu，

桃子果酱，张彭，郑Yini

插图：张文

设计：太阳

文章封面来自Tuchong

主管：“新每周”杂志编辑部和疯狂的建筑办公室

特别感谢：北京负担得起的住房投资和建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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