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钢成立70周年：缅怀革命先辈，黄沙与章辩的青春之歌与抗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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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钢成立 70 周年之时，我们怀念那些革命先辈。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铸就了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钢铁长城，为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开辟了新的天地。

在当年奔赴抗日战场的民族英雄当中，有一大批青年学生。他们毅然决定中断学业，放弃大城市中优渥的生活，奔赴抗日前线。在共同的愿景之下，他们舍生忘死，并肩战斗。在这个过程中，不乏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他们结成伉俪，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青春之歌。

黄沙和章辩是千百万青年男女中的一对。他们在天津读书时相识。之后离开了名门家族。一同流亡前往南京。一起去浙江兰溪的后方医院救护伤员。接着又一同来到山西抗日前线。共同参加了八路军一二〇师。随军挺进冀中前线。回师晋绥根据地。从事军工生产……

他们正是不断在“敌人的炮火”中奋勇前行的中华儿女！他们不断地“前进！前进！进！”，展现出最优秀的品质！

全国解放后，他们携家带口前往祖国的西北边陲。他们在新的战场上开始书写新的篇章！正所谓：

同心抗日参学运，

共赴前线当八路，

建设边疆献终身，

风雨情深四十年。

名门家世

黄沙，原名黄守衡，他还有号习知，有时也写作惜之。1914 年 7 月 29 日，也就是农历六月初七，他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的雷打石村。

黄沙的父亲叫黄笃谧，他字绩臣，于 1882 年出生。黄笃谧是民国革命的重要功臣，也是中国近代的民族实业家。他曾是晚清最后一科的贡生。1903 年，湘潭府选派他公费前往日本留学学习军事。1905 年，他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8 年 3 月，他随同黄兴参加了华南的钦州起义。之后在四川参与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担任了南京政府陆军部测量总局局长。民国政府迁到北京后，黄笃谧跟随黄兴等人辞去官职，投身“实业救国”。他先后在湖南开办“湖南矿业公司”，在山西开办“山西阜华公司”，在福建开办“福建省银行”，在北平开办“北平民康实业公司”和“同宝公司”等。在此期间，他还当选过国会参议员，代表工商界参与政事。后因战事所办公司大都破产倒闭，家境破落。

章辩，原名章慧敏，于 1918 年 9 月出生，是天津市人。其本家原本姓连，居住在福建，属于当地的世家望族。在明末时期，因立下奇功而被赐姓章，位居国公之位，之后章家从福建迁移到浙江并世代为官。到了清代，被朝廷委以重要职务，大多为三四品的大员，负责京杭大运河的皇家物资运输，从那时起就有一支族人迁居到了天津，籍贯便落在了天津。

天津章家在鼎盛时期曾经“六门同居”，拥有的房产达到上百间，人口有几百人。1900 年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八国联军的上门抢掠杀戮。章辩的曾祖父受到惊吓，便到杨柳青躲避。之后，他一病不起，最终辞世。章家从此开始败落。章辩的父亲章树田，号雨村，是一名小职员，出生于 1893 年，逝世于 1936 年。章辩的母亲于她 9 岁（1927 年）的时候病逝了。因为与继母关系不和睦，她长期居住在亲戚家（安琳）。父亲病逝之后，她上学的学费由章家家族来承担。

黄沙的父亲叫黄笃谧，他字绩臣，是湖南湘潭人，于 1882 年出生。他是中国早期的民族实业家。黄笃谧曾是清末最后一科的贡生，在 1903 年 4 月，被公派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之后改学测量。1905 年，他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1908 年，他曾跟随黄兴在广西参加钦廉之役。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委任他为民国第一任测量总局局长。南京政府迁都北京之后，黄兴等人辞官去办实业。先开办了“湖南矿业公司”，接着又开办了北京的“华阜公司”以及山西的“通宝公司”和“福建银行”等。后来由于战乱，所办的这些公司大多破产倒闭。在侵华日军占领北平期间，他多次拒绝出任北平市副市长。1943 年，他因贫病交加在湖南会馆病逝，享年 61 岁。临终时留下遗言：我没有愧对自己的民族。

爱国学生

1935 年，黄沙身处北京并考入了北洋工学院，然后前往天津就读。不久之后，章辩考入了天津市立高级助产士学校。

北洋工学院是现天津大学的前身。它创办于 1895 年 10 月 2 日，是光绪帝下诏、盛宣怀操办的。它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大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强、自立的象征意义。

天津市立高级助产士学校，其前身是天津市高级护士学校。该校创办于 1930 年，首任校长是戴静林。它是天津市第一所由市政府直接拨款来培养助产士和护士的专门学校。专业助产士的出现，在中国妇女生育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并且在社会上引发了极大的反响。1947 年，该校更名为天津市立医院附属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54 年，定名为天津市护士学校。1997 年 11 月 3 日，天津市职工医学院与天津市职工医学院进行了合并。组建了新的天津市职工医学院，其地址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 166 号。

1935年，章辩就读于天津市立高级助产士学校时的留影。

二人未曾相识，却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1935 年年底，黄沙参加了平津地区“一二·九”爱国主义学生运动。1935 年年底，章辩也参加了平津地区“一二·九”爱国主义学生运动。之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黄沙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之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章辩也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章辩有一位年龄相近的小表姑叫安琳，她原名王玉玲，1935 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36 年加入党组织。“七七”事变之后，她奔赴延安，先后在“鲁艺”以及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工作。全国解放后，她在北京担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党委书记和导演等职务。安琳是章辩走向革命道路过程中影响最为重大的人。在学生运动期间，安琳对北洋工学院的孙景芳产生了好感。她时常让章辩前往北洋工学院给孙景芳送信或捎口信。这位绰号“孙大个子”的孙景芳恰好与黄沙住在同一个宿舍。他们虽然没有在共同的革命组织“民先”中碰面，但正是由于有着共同的理念，才在机缘巧合之下相识了。黄沙从见到章辩的第一眼起，就被这位美丽、恬静且知书达理的新女性深深吸引住了。

安琳和孙景芳在120师战斗剧社重逢时，着红军服的合影。

1975年分别30年后，安琳和章辩在北京再相逢。

转年，华北的形势变得更为紧张，平津地区的学生爱国热情也越发高涨。保家卫国以及抗击日寇，都成为了每个爱国青年的共同心声。1936 年年初，黄沙接受了地下党组织的指派，组织并成立了“通俗剧社”，接着在乡村、工厂和部队里开展演出活动，从校园逐步走向社会，将抗日的意志转化为实际的抗日行动。北洋工学院的学生成为剧团演员初期的成员，因为全是男生，所以特意吸纳了外校的女同学。当时有一些经常参加剧团活动的成员，比如朱光天、孙景芳、于奇、童铣、张子林、徐达本、孙鸿志、陈晶、陈凯、章辩、安琳、吕贤才、庄碧华等。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以及民先的直接指挥下，通俗剧团逐步成为天津爱国学生下乡开展宣传活动的联络点。经常与剧团一同活动的有来自法商学院、三八女中、第一师范、助产职业学校等院校的积极分子。每次确定好下乡宣传的日期后，会在星期六分别告知次日的集合时间和地点，有时集合的人数多达二三百人。这样一支由爱国学生构成的宣传大军，声势浩大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这以后就成为了爱国青年继续奋斗且始终坚定的力量。

这是1937年平津爱国学生南下赴农村宣传活动的资料照片。

流亡请愿

1937 年 7 月 28 日，天津陷入沦陷境地。日军蓄意炸毁了南开学校和北洋学校等。他们认定这些学校的师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肇始者。妄图通过这种完全罔顾国际公约的残暴行径，来摧毁天津地区的抗日决心。面对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些没有任何武器的天津青年学生，坚定信念，一心要将日本人的恶劣行径告知全国人民，告知国民政府，以此激发中国人民更为强烈的斗争意志。那一天，市区被战火所弥漫。在刘瑞芳（他曾任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以及孙景芳（其后来在战斗剧社，抗战胜利后突发心脏病而病逝）、黄沙等的召集下，来自津门各所学校的四五十名同学聚集在了天津市郊的静海县。他们打起了“天津救亡同学会”的旗帜，然后开始南下请愿。在前往南京的途中，黄沙、章辩和他们的同伴们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抗日宣传。

刚到南京不久，“8.13”淞沪战役就打响了。接着，南京遭遇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在这期间，他们在南京开展了许多场抗日救亡演讲活动，比如：与东北的流亡学生一起举办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的活动；在中央体育专科学校进行演讲并进行募捐等。后来国民政府接收了“天津救亡同学会”呈递的请愿书，并且委派当时的教育部次长邹琳在其官邸接见学生代表。章辩作为天津学生的四位代表之一，在初次面对高官时并未表现出胆怯，而是慷慨陈词地表达了诉求。这引起了邹次长的关注，他还特意向章辩询问相关情况，并且聊了一些家常。如此一来，“天津救亡同学会”南下请愿的任务基本上得以完成。

上世纪三十年代，浙江金华兰溪镇的资料图片

战地救护

南京的战事愈发紧迫。地下党负责人刘瑞先表示同意后，黄沙、章辩、王桐和王增寿四人前往浙江兰溪的十一军后方野战医院。其他同学也按照组织安排，有的奔赴武汉，有的奔赴江西，有的奔赴四川，有的奔赴上海等地，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兰溪是浙江金华县的一个小镇。第十一野战医院驻扎在此，它隶属国民党陆军政治部。实际上，这所医院是由当时中国天主教主教于斌操办和管理的。医院规模不大，条件也较为简陋。医务人员大多是刚在埃塞俄比亚参加过救护工作的修女。她们很敬业，护理水平也高。然而，她们对来自天津且不信教的青年学生存有戒心，对这些学生管束很严格。黄沙、章辩等人全身心投入到救护工作中，这是他们的第一份直接抗战工作，也是他们首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能被送到兰溪这里的官兵是很幸运的，更多的战士没有机会得到救治，最终牺牲在战场上。当时那里的医疗条件与现在相比很差。他们每天都在高强度地工作。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伤员相继去世。他们处在身心双重压力之下。然而，他们能够直接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为这段经历感到自豪。

秋冬时节转瞬即至，此地极为潮湿且阴冷，各类物品之上皆易长霉。那些在北方长大的青年学生们对此难以适应，再加上长时间进行高强度的在外奔波，因劳累致使体质大幅下降，随即全都病倒了。医院里的医生与镇上的郎中皆一致诊断为水土不服，建议他们返回北方，如此病便会自然痊愈。

这时，第二战区山西战事吃紧。于是成立了“全国抗日民族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著名抗日爱国人士续范亭将军担任会长，程子华担任副会长。此刻，山西已成为全国抗日最为积极、最为坚决的地方，并且这里的战事会越来越激烈。他们萌生了去山西继续参加抗战的念头。院方同意后，他们再次“冒着敌人的炮火”奔赴山西的抗日前线。

抗战时期设置在敌后的战地医院（资料照片）

参加八路

1937 年 12 月，黄沙章辩等一行人抵达了山西临汾的民族抗日先锋队总部。他们在学校期间都读过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着中国》），这本书让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一片净土。与此同时，他们内心十分渴望奔赴延安，奔向那红色的西北角。

在战总的部署下，他们跟随剧团先后在临汾等地方进行了多场大型演出。章辩回忆道：他们前往过阎锡山的 66 师某团（位于土门镇）、第六集团军司令杨爱源的部队以及八路军炮兵团等进行演出。1938 年 5 月，剧社在岢岚县演出期间，黄沙巧遇见了田雨霖（田仲，曾是天津法商学院学生，后来担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他当时在岢岚县统战部工作。黄沙立刻把自己想去八路军的想法告诉了他。田得知后非常高兴，还表示可以联系让他去战斗剧社。

章辩后来讲述，她参加八路军的情景如下：那天在岢岚县举行了军民联欢会。八路军一二〇师的政委关向应前来观看节目。同时，他还与当局商谈防务事宜。演出结束后，县府邀请关政委吃饭。章辩作为主要演员，被叫来作陪。在席间，章辩直接向关政委询问去“战斗剧社”的事情。关向应政委深深地看了章辩一眼，接着点了点头，之后缓缓地说道：你现在所在的剧团是地方的，并且你又是团里的台柱子。我们部队要是要了你，恐怕会引起地方的不满。我们现在不是在强调军政团结嘛！随后，关政委就把话题岔开了。章辩当时心情十分急切，心里想着你们不是已经答应要我们了吗，为何在饭桌上突然改变主意？就在章辩想要进一步诉说的时候，被关政委的警卫员赶忙捅了她一下，阻止了她继续发言。章辩就在这种忐忑不安的情绪中吃完了这顿饭。散席之后，警卫员趁着关政委与县府的人客套寒暄的时候，悄悄地对章辩说，要走的话今晚就走，马都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章辩跟随关政委一行抵达河边，此时关政委的随从中多了几匹马。黄沙早已在此守候，并且将两人的行装准备妥当。接着，黄沙和章辩跟随着关向应政委，跨上快马，踏着月色，朝着一二〇师师部驻地奔去。

章辩保存的距今已有80余年的贺龙师长照片。

挺进冀中

决定让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分别向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地区以及山东挺进。

贺龙师长经过一番密集准备后，在这年的 12 月 20 日发布命令。一二〇师主力有 8 千多人，奉命挺进冀中。战斗剧社的黄沙章辩随部队一起进军冀中。1939 年 1 月 2 日，部队到达晋察冀边区的欲口村。1 月 15 日夜，一二〇师分三路，趁着夜色且冒着严寒，越过了平汉铁路。章辩后来称那是其中一条走过的最长且最苦的夜路。他们跟随贺龙师长持续强行军 140 多里，在 16 日早晨抵达了河北省安国县邢邑镇贾村那一带。19 日又跟着贺龙挺进至冀中腹地安平县西南的广大农村地区。

1938 年，在一次祝捷大会上。贺龙师长拿着刚从战场上缴获的一部德国莱卡相机。他很有兴致地对着操场中央的蹇先任（左）和章辩进行拍摄。周围的战士看到后，一齐喊道：“再拍一张！再拍一张！”接着，贺龙师长调整了焦距又拍了一张。这时，蹇先任和章辩才意识到，贺龙师长在给她们拍照。

1939 年 1 月 26 日，他们抵达河间县的惠伯口，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汇合。贺龙决定举行联欢会，以庆祝老红军与新八路的会师。27 日晚上，一二〇师的战斗剧社和冀中军区独立四支队剧团联合演出文艺节目。此时，日本鬼子距离他们不到 30 里地，并且有进攻惠伯口的迹象。贺龙师长极为镇定，让七一六团的一个营担负掩护任务，并且执意把节目演出完毕。接着在夜里 1 点钟，命令部队进行转移。面对日寇的骄横，贺龙决定打几场仗来灭掉他们的嚣张气焰。在此期间，黄沙章辩及其战斗剧社跟随部队持续转移，不断地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在运动过程中寻觅战机。

贺龙在冀中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四战四捷的战绩。这一战绩震撼了敌伪，同时也鼓舞了冀中人民。并且，这还锻炼了队伍在平原作战的能力。黄沙章辩多次跟随部队进行行军转移以及慰问演出等活动，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2 月初的某一天，贺龙带着作家何其芳和沙汀抵达战斗剧社。剧社的人员见到贺龙，就如同见到自己的家长那般。剧团的同志提出缺少女演员的情况，贺龙表示一定要找到人来，并且出谋划策，让战斗剧社在“抗联”剧社演出时去“挖”几个优秀的女演员。之后他特别强调一定要找人来，还说也该让章辩休息了，因为那时她已经怀孕 6 个月了。

贺龙、关向应（右1、2）在观看战斗剧社的演出。

5 月 17 日这一年，章辩顺利产下他们的首个儿子。由于战斗频繁，无法携带孩子，于是将孩子寄养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的农民（堡垒户）赵伯伯家中。直到抗战胜利，才把孩子接回来。在挺进冀中的战斗过程中，黄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调到司令部担任参谋。1939 年底，抗战进入到了相持阶段。这年 12 月，阎锡山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也叫“晋西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出现反共行为，一二〇师奉命回师晋西北去保卫陕甘宁。黄沙章辩顺利回到根据地。之后黄沙被调到后勤部门，从事军工生产。1940 年 4 月，章辩在剧社光荣入党。

1940 年 3 月 8 日，战斗剧社在临县白文镇进行了《妇女活报》的演出，有一张剧照留存下来，在这张剧照中，右二是章辩。

军工战场

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做出了要大力建设我们自己的军工生产的决定。黄沙因此走上了后勤军工生产的岗位。

在抗战岁月中极为艰苦卓绝。晋绥抗日根据地依据军工生产的需求以及发展情况，还有根据地百姓的需求，先后把毛纺织厂、瓷器厂、火柴厂等十来家军队工厂建立起来。山西抗日根据地如同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经历着艰难困苦。因为敌人进行层层封锁，部队的药品极度缺乏，很多生产和生活物资都无法运进来，部队有时候甚至连盐都吃不上。1940 年 8 月，黄沙担任供给部毛纺厂的厂长。他利用晋西北地区丰富盛产的羊毛，生产出了毛线和毛毯等物品。黄沙还积极地想办法打通各种关系，大力开展以物易物的边区贸易。通过这种方式，用根据地生产的毛纺产品、瓷器以及土特产品，成功地换来了药品、食盐和其他急需的物资，从而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黄沙位于后排左四

1941 年 3 月，黄沙被调任为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科的科长。他常驻在陕西佳县的勃牛沟，这里是军工一厂的所在地。1946 年 5 月，他担任晋绥军工七厂厂长以及工业科科长。1947 年，陕甘宁军工局与晋绥工业部合并，成立了西北军区军工部，黄沙担任工业科副科长。战争对弹药的需求不断增大，于是晋绥军工部决定在临县招贤镇的水源村修建属于自己的炼铁厂，也就是军工七厂。黄沙被任命为该厂厂长，他与刘伯罗、吴路青等人共同组成了设计小组，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依靠焦煤炼铁的高炉。这座“八路军第一炉”，其容积为 4.38 立方米，高度是 8.2 米。两天就能出一炉，一个月能够生产 2000 斤灰铁。它解决了迫击炮炮弹弹壳所需的生产原料问题，生产效率颇高，生产一斤铁的成本仅为当时的 1.25 斤小米。当时七厂的生产任务主要包含翻砂、炼灰铁以及炼铜等。为获取子弹头所需的铜原料，黄沙与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赵占魁等人，借助收集的铜板等杂铜来冶炼纯铜，接着加入自身工厂冶炼提纯的锌，从而制造出合格的黄铜，用以制造子弹和炮弹的外壳。当时记录的生产规模如下：翻砂方面，每月能够铸造“八二”迫弹壳六千个；机器铸件及手榴弹（壳）方面，每月能铸造五千个。炼铁方面，每月可产出灰铁两万斤。炼铜：通过反焰炉将铜精炼为精铜，以满足制造山炮以及制雷管、子弹头等对铜原料的需求。当时每炉大概能产出约 300 斤的精炼铜。1949 年底该厂全部交付给当地政府之后，曾改名为“招贤炼铁厂”。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还在生产，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8年，黄沙在山西省临县林家坪军工部时的留影。

当时临县有西北军工部的一些企业，这些企业与军工生产相关。比如有肥皂厂，还有皮革制品（硝盐）厂，以及酒精厂，再有玻璃（灯泡）厂，接着是陶瓷（耐火）厂，另外还有火柴厂，以及木箱（材）厂，同时有发电厂，也有炼油厂，还有修械厂，另外还有煤矿，以及炼焦厂等。这些企业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1941 年，章辩从战斗剧社调到一二〇师卫生部担任助产士。不久之后，她又调到后勤军工系统。在此期间，她先后在晋绥军区后勤部毛纺厂和晋绥后勤部警卫连担任文化教员。最后，她在西北军区兵工部子弟小学担任教员，此时她已经是 5 个孩子的母亲了。

位于临县林家坪水源村的军工七厂鸟瞰。

黄沙（后左）与军工部领导和同事在西北军工烈士塔前合影。

1948 年 12 月 15 日，西北军工烈士塔建成。这是举行典礼之后的合影。

奔赴边疆

全国解放之际，黄沙一家跟随贺龙的部队抵达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的重庆。贺龙麾下那时集中了全军数量最多且最为优秀的军工人才。这批技术骨干，大多都有着依靠自身力量、从无到有地建厂创业的经历，他们是我军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

王震将军在新疆主政，他深知在新疆没有工业基础的情况下办钢铁极为艰难。像黄沙这样能够在根据地白手起家创建铁厂的人才，是他最为急需的。王震将军想要挖得这个“宝贝”，却又担心自己出面会遭到自己的老首长拒绝，所以打出了新疆民族牌，让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专门前往贺龙那里去求取人才，并且王震下达了死命令，不把黄沙带来就不回新疆。贺龙深受感动，同时也有些犯难，他让黄沙自己做出选择。此时的黄沙已是解放军的一名正师职干部，并且是新中国政府冶金部领导的重要人选之一。黄沙对自己的老师长讲道：参加革命后，我一直都在后方从事军工生产，一直是从无到有地开展工作。这次到新疆是一次更为宏大的从无到有，我更倾向于多做些实际工作，更乐意接受这样的挑战！作为军工人这既是我的责任更是我的荣耀。

这是中国军工人的职责，也是人民子弟兵的品德。他们勇于直面挑战，敢于面对困难，有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黄沙怀着这样的情怀，携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了万里之外的荒漠戈壁，来到了新疆，来到了新的战场，并且在那里安了家、扎了根。

其中有几个镜头展现的是黄沙以及技术人员在勘测八钢的地形。

黄沙到了新疆后，被任命为新疆工业厅第一副厅长。不久，他又调任至新疆军区军工部，担任代部长、部长职务。在任职期间，他拟定了新疆工业建设的发展规划，还陪同王震先后进行实地考察，为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织厂、新疆水泥厂、八一面粉厂、苇湖梁发电厂等选定了厂址。1950 年 12 月，黄沙作为省工业厅第一副厅长，以及杨一青作为军区后勤部军工部政委，一同前往上海去洽谈购置益华钢铁厂设备的相关事宜。1951 年 1 月，军区党委作出决定，由王震兼任钢铁厂筹备组的组长，同时张希钦、郝家俊、甘祖昌和黄沙被任命为副组长。5 月 3 日，《五年计划程序》由王震、余铭钰（国家重工业部钢铁局顾问）、黄沙署名后报给国家重工业部钢铁局。9 月 4 日，王震、余铭钰、黄沙以及杨一青来到头屯河畔，以确定钢铁厂的厂址。9 月 16 日，八一钢铁厂正式开始兴建。

当时，近万名解放军指战员与益华钢铁厂的职工们，在头屯河畔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工作。他们居住在简易窝棚里，食用着窝窝头。他们通过人拉肩扛的方式，运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施工。在冬季，在零下近四十度的寒冷气候当中，依然坚持不懈地刨冰化雪，争分夺秒地进行施工。

此刻因新疆财政方面的原因，随黄沙一同前往八钢章辩，然而却只能以家属的身份前往，并且担任新疆军区八一钢铁总厂家属队的政治指导员。在那时候，八钢家属队的成员，大部分是来自老区的妇女，她们是随军来到新疆的。由于同样是财政原因的缘故，大部分人都没有被安排工作。章辩对随军家属的甘苦有着很深的体会。在战争年代，有好几次因为孩子的拖累，她失去了晋升和工作的机会，甚至被要求精简并回老家。但她硬是坚持了下来，并且把孩子都健康地带大，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八钢家属工作期间，章辩的工作做得很到位。她多才多艺，性格开朗，待人诚恳和蔼，并且学过妇产科。她有效帮助这些女同志们解决了许多生理和心理问题，工作成效显著，深受家属们的拥护和赞颂。那时，新疆民主妇女联合会（新疆妇联的前身）还颁发锦旗表彰八钢家属队，锦旗上写着“继续配合工厂，协助职工完成生产任务”。现在八钢的许多老人常常说：那时我们男人在黄沙厂长的引领下都奋战在最前沿，我们的家属在章辩大姐的安排下，全力协助八钢的工作。那时尽管很艰难，然而我们从工作到家庭都有着满满的充实感和幸福感。章辩还为家属队开办扫盲班，教导她们学习文化、获取知识。之后家属队的成员大多成为了八钢的正式职工，成为了八钢各个行业的中坚力量。

新疆民主妇女联合会（即新疆妇联的前身）向八钢家属队颁发了锦旗并予以表彰，锦旗上的内容为：“持续配合工厂，帮助职工达成生产任务。”

1953 年，章辩在八钢总厂的工会工作。之后，他担任了八钢人事科的科员和科长。1958 年 5 月，章辩担任了八钢卫生科的党支部书记。1954 年，黄沙和章辩随部队集体转业。黄沙是正师级，章辩是正连级。

1952年，章辩在八钢的留影。

建设钢城

黄沙全身心投入八钢的生产与技术管理。他每天都在生产第一线，就地解决实际生产问题。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时常住在工人宿舍。

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工业化，通常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在经过一定量的资金积累之后，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会逐步发展起来。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往往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历史进程。

新疆的工业发展是以钢铁业作为引领的。它带动了机械、电力、建材、矿业、轻纺、面粉等工业一同发展。轻工业和重工业都在快速前进，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成功构建起了新疆从无到有的工业体系，结束了新疆原始农牧社会的历史，开启了新疆迈向工业文明的进程。

然而，新疆八一钢铁总厂作为开创新疆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它面临着哪些困难和艰险呢？从抗日根据地走出来的老军工黄沙厂长又亟需解决哪些现实问题呢？

八钢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攻克高磷生铁炼钢这一难题。王震将军聘请了钢铁专家余铭钰，他拥有留学美国的经历，是一位钢铁博士。在抗战时期，他在陪都重庆创办了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他受到了周恩来的赞誉，并且周恩来还为其题词：“没有重工业，就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公司生产已为民族工业扩大了初步基础。”他在盛世才时期曾受邀来新疆考察办钢铁厂的相关事宜；抗战胜利后担任上海益华钢厂的厂长；解放后受聘于国家重工业部和新疆军区担任顾问；并且接受新疆军区的购买，将益华厂的人员和设备全部搬到了新疆，为八钢提供了最基础的物资。他绝对是中国钢铁界的一位重要人物！1952 年“五一”前后，八钢完成了第一炉铁的冶炼、第一炉钢的冶炼以及第一批钢材的生产。自此，新疆不生产钢铁的历史得以终结。然而，与此同时，八钢也遭遇了一个巨大的科技瓶颈，那就是高磷生铁炼钢问题。在当时，高磷生铁炼钢并非全球的技术难题，因为全球大型钢厂几乎都采用平炉炼钢，我国的大型钢厂鞍钢、太钢等也都是采用平炉炼钢。中小钢厂一般采用“贝氏”炉（由英国冶金学家贝色麦 1813—1898 年于 1856 年发明的“贝氏炼钢炉”），即“转炉”进行炼钢，其原料大多为废钢铁，上海的益华厂及其前身是以废钢铁为原料来炼钢的钢厂。换言之，余专家和他的上海师傅们未曾有过用“高磷生铁”在“贝氏”炉中炼钢的经历。问题就在这两种东西在冶炼成钢过程中的酸碱性上。

八钢3浩高炉冶炼出的生铁

1952 年 4 月，八钢最早建成的炼钢炉是从上海搬来的。此炼钢炉叫直筒形空气侧吹酸性贝氏炉，适合将废旧钢铁炼制成合格的钢。八钢最初冶炼的那 200 多吨钢，是用部队淘汰下来的废旧装甲车的装甲、山炮、枪支等“铸剑为犁”炼成的。可是原料非常有限。用本地产的铁矿石在新建的高炉中冶炼出的生铁，其成分与废钢铁差异很大。这种生铁主要是含磷过高，被简称为高磷铁。高磷铁在冶炼过程中呈现出碱性，而废钢铁在冶炼过程中大多是酸性的。高磷生铁不能在酸性贝氏炉中进行冶炼。如果这个技术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那么新疆军区花费 100 万元买下益华厂后，在新疆将难以继续维持下去。问题的严重性显而易见。余敏钰专家表示，他未曾用高磷生铁炼过钢，不过曾见过外文资料中有关于解决此问题的论文。他有信心且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辜负期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拿出了“涡鼔形空气侧吹碱性转炉”（时称碱性贝氏炉）的设计图纸。然而，他仍存在许多疑虑，他担心这些没有文化的子弟兵无法制作出也不会使用他的新转炉。王震将军对此深感焦急，因为时间不会等待。他当机立断，把新疆军区军工部迁移至八钢，将工部改组为“新疆军区八一钢铁总厂”，促使指挥机关向前推进至最前线（这与当时新疆的财经纪律大检查存在关联），八钢也晋升为部级单位。黄沙从之前的职务转变为厂长，他临危担当负责攻克难关，王震下达了坚定的命令，要求黄沙务必解决这个技术难题。当时奔赴八钢的有一大批人，其中包括黄沙部长，还有新疆军区在全国招来的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在学兵队，此外还有空军的航校学员，以及范家驹工程师等技术人员，这些军工部的精兵强将齐聚八钢。

1958年，八钢总工程师范家驹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留影。

黄沙是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兵工大王，他最懂得如何因陋就简，也最善于就地取材来解决实际问题。他带领着军工部的几名技术人员以及学过理工的学兵队学员，和余专家一同组成了攻关小组。他告诫大家要保持谦虚谨慎，要认真学习。要全力配合余专家的工作，要将余专家的设想快速转化为图纸，把图纸迅速转化为设备。要尽快开展试验，并且要积累、掌握、分析每炉实验的数据资料，以从中找到突破点。他们日夜守候在炉旁，为碱性转炉炼钢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最终找到了“最优解”。

余专家进行指导，黄沙厂长组织工作，八钢的青年技术人员与工人师傅紧密配合，经过半年多日夜团结奋战，到了 1952 年 7 月 14 日，余专家设计的碱性涡鼓型转炉开始投入运行，从而为高磷生铁炼钢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之后，在黄沙的组织领导下，青年技术人员赵冰、任明、金欧、田震华、戴根源等对转炉的使用进行了改进，对转炉的维修进行了完善，对设备进行了改进，对辅料的添加进行了优化，并且不断改进和完善工艺与操作，最终攻克了高磷生铁炼钢技术难关，形成了八钢的生产规范，该生产规范在全国的中小钢厂中广泛使用。上世纪六十年代，八钢有了这一创举，该创举荣获了聂荣臻元帅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明奖”。

八钢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第一个问题的延续。因为高磷生铁呈现碱性，所以炼钢炉内衬的耐火砖必须是碱性的耐火材料，也就是铝镁砖。然而，生产铝镁砖所需的镁砂在新疆并不存在，需要从苏联进口或者从东北运输过来，这样一来成本就非常高了。黄沙就地取材，提出了采用新疆白云石和沥青混合代替镁砂修筑转炉炉衬的方案，并组织实施。在工艺方面不断进行改进，结果使得八钢转炉的炉衬寿命多次在全国同类炉龄中处于领先地位，多次刷新了全国炉龄的新记录。

八钢生产面临的第三个问题为：八钢不能仅仅生产原材料，必须要有自身的拳头产品。因为倘若没有这样的产品，就无法积累资金来对八钢继续进行技术投入。那么，适合八钢生产的拳头产品究竟在何处呢？关于这个问题，作家朱健在他的《一个绝版高尚的人》中是这样讲述的：

八钢生产逐渐恢复正常之后，他急忙去拜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上将，因为陶峙岳上将是黄沙的湖南老乡。当陶将军得知黄沙是为了了解拖拉机的犁铧片和履带板这件事时，对黄沙的前瞻性非常佩服。陶将军告诉黄沙，在当下的全中国，只有 36 台拖拉机，然而未来新疆军区的十个师以及上百个团场，将会有上万台拖拉机用于耕地。这上万台拖拉机遍布在满地遍野的地方，在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上纵横驰骋。这是一场对中国几千年农业耕作方式的重大革命！

陶将军接着说，在十万国民党部队起义的时候，带来了四个汽车团，其中有 2000 辆美式军车。这些美式军车所使用的弹簧钢板是进口的。倘若八一钢铁厂能够生产出拖拉机犁铧片以及汽车弹簧钢板，那就能够填补中国在这方面的空白。在分别的时候，陶将军给黄沙送了三件礼物。一件是从苏联进口而来的犁铧片；一件是美国大道奇汽车所使用的弹簧钢板；一件是苏联吉斯“150”型汽车的弹簧钢板。同时，陶将军给黄沙送出了七个字，那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黄沙将陶峙岳将军送来的三件礼物带回了八一钢铁厂。接着，马上召集技术人员进行研究生产。这些生产的物品包括拖拉机所需的履带、犁铧片，以及汽车所需的弹簧钢板。

黄沙知晓，这些产品所需要的钢种包含中碳钢、矽锰钢等。这些钢都必须在那个刚刚经过改进并发明的新转炉上进行生产。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缺乏各种资源的八一钢铁厂来说，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然而，黄沙恰恰是这样一个人：明明知道山上有老虎，却偏偏要向老虎栖息的地方前行，他是一位老军工。

黄沙有一位得力的技术人才，此人是早先与他在军工部一同共事的范家驹总工程师。范家驹总工程师于 1936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他是中国机械工业领域的重要人物。他凭借各种关系，寻获了国外有关冶炼中碳钢、矽锰钢的技术资料和文献。然而，这些资料和文献全是英文。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没有人敢于接触这些外文资料。

黄沙此时展现出了十足的勇气与担当。他明确表示，为了研发中碳钢、矽锰钢，不存在任何禁区。为了彰显担当和决心，黄沙亲自研读英文资料，并且与范总以及研发人员通过英语进行交流、沟通和研讨。

进行了 181 次试验，最终在新的炼钢转炉中炼出了中碳钢和矽锰钢。炼出这两种钢之后，黄沙带领大家继续乘胜前进。

八钢生产的驰名全国的弹簧钢板在试轧汽车弹簧钢板时，其热处理需用到机油。在抗日战争时期，范总曾从事过汽车弹簧板的相关工作，他对淬火回火工艺极为自信且有深入研究，所以他不同意用机油淬火。黄沙立刻询问范总：“那你觉得用哪种油淬火是最好的呢？”范总回答说：“大麻油是最好的，红花油次之，菜籽油则差一些。”天哪，老百姓都没有粮油可吃，哪里会有大量的大麻油、红花油去进行淬火呢？得去寻找别的办法。听了黄沙厂长的话，范总感到非常懊丧。然而，当范总看到黄沙一筹莫展时，悄悄地提出了一个建议，即可以用柴油来试试。还说“用柴油淬火，在文献上是有记载的，但是柴油太容易着火了，如果一旦发生屋毁人亡的情况，我是要坐牢的。”黄沙厂长听后很感兴趣，那时新疆的柴油正没有销路，且价格比机油便宜很多倍。黄沙厂长看着不安的范总接着说：“我原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风险，只要采取些安全措施就行啦，你要是坐牢，我就陪着你！”接着他拿出一张纸，写下：“在试验弹簧钢板生产时，若发生任何事故，所有责任都由黄沙承担！和范家驹总工程师没有任何关联！”落款为：黄沙。

范总主持工作后，八钢决定采用柴油进行淬火。在淬火成本方面，十多年来，累计节约了数百万元。并且在质量上，比苏联的吉斯 -150 还要好。之后，汽车弹簧钢板在全国范围内畅销，成为了八钢的重要盈利来源。新疆八一钢铁厂生产的犁铧片，迅速占领了新疆和黑龙江这两个全国农业机械化规模最大的市场。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中国，只要是用拖拉机耕地，所使用的犁铧片必定是新疆八一钢铁厂生产的。汽车弹簧钢板更是不同凡响，它在国内市场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了出口产品，成为了国内市场上一直很受欢迎的抢手货，曾一度还被评为全国名牌。

在范总主持下，八钢决定用柴油淬火。这在淬火成本上，十多年来，就节约了几百万元，而质量上还比苏联的吉斯-150好。后来汽车弹簧钢板畅销全国，成为八钢的摇钱树。新疆八一钢铁厂生产的犁铧片，很快就占领了新疆、黑龙江这两个全国农业机械化最大的市场。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中国只要用拖拉机耕地，就一定是新疆八一钢铁厂生产的犁铧片。汽车弹簧钢板，那更是威风凛凛，它雄踞了中国的市场，并成为出口产品。成了国内市场上经久不衰的抢手货，一度还被评为全国名牌。

当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杨明轩视察八钢后，激动地表示：新疆八一钢铁厂是西北五省一市的第一个钢铁厂，这是新疆的光荣，同时也是西北的光荣。

1954 年，王恩茂在左侧第一位。他率领着新疆分局的党政军全体领导，来到八钢参加 3 号高炉的开炉典礼。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八钢最终被建成了一个完整配套、管理规范且经济效益较高的小型钢铁联合企业。1952 年，这里生产出了 1175 吨生铁、705 吨钢和 618 吨钢材。不仅将全部借贷还清，还实现了 50 万元的利税。这一成就结束了新疆不能生产钢铁的历史。从那时起，新疆的钢铁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到 1957 年，利税达到了 346 万元。

当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杨明轩视察八钢后激动地说：“新疆八一钢铁厂是西北五省一市第一个钢铁厂，是新疆的光荣，也是西北的光荣！”

1954 年，黄沙是厂长，他在左边。杨一青是政委，在右边第二位。李旭昇是副厂长，在右边。刘鹤是迪化市委书记，他们一起合影。

公而忘私

黄沙秉持一心为公的态度，没有谋取私利。在建厂初期的艰苦时期，黄沙不仅担任八钢厂长，还兼任中苏合营新疆有色金属公司董事。依据合资公司的章程，中外双方董事的薪酬待遇相同，每月为 250 元薪水。在这四年期间，合资公司应当支付给黄沙一万二千元的薪水。黄沙认为自己是军人，军人实行供给制，部队每月已经给他发放了 10 元钱的津贴。他坚决不要这一万二千元的兼职董事薪水。1953 年 1 月，新疆军区八一钢铁总厂被交由地方管理。那时，2600 多名部队指战员集体转业成为地方国营新疆八一钢铁厂的职工。之前军队实行供给制，之后改为企业薪金制。1954 年面对这笔一万二千元的巨款，黄沙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他要给那些与他并肩作战、一次次克服艰难的全厂军人、职工以及家属们发放一个大红包。因为八一钢铁厂地处戈壁滩，文化生活十分匮乏，职工们看不到电影。于是他把这一万二千元的兼职董事津贴拿出来，让厂工会购买了两台苏联制 KNC 型电影放映机。1953 年时，全新疆仅有十四台电影放映机。而黄沙一下子就买了两台，并且每周还免费给职工和家属播放电影。这成为了八一钢铁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喜事，同时也成为了当时新疆极具传奇色彩的新闻。从 1953 年起，八钢的几代职工和家属人生中第一次看电影便是由这两台电影放映机放映的，一直到 1982 年它们才退役。

1951 年，中苏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管委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新疆省主席包尔汗（前 2）参加了此次会议。会后，在办公楼前进行了合影。兼任公司董事的黄沙（二排左 1）以及总经理白成铭（二排左 3）等人员在合影中，前右是重工业部的代表。

黄沙用自己兼职的工资，为八钢职工家属购买的电影放映机。

黄沙在各类政治运动里，立场十分坚定，对是非能够清晰分辨。它始终站在正确的思想那一边，并且很擅长排除“左”的干扰以及“右”的干扰。1957 年“反右”斗争期间，业务部门已内定 4 名“右派”需上会讨论。恰逢分管此事的领导进京开会，于是由黄沙主持会议。黄沙听取业务部门汇报后，坚持认为思想认识问题应靠说服教育解决，不要轻易将年轻知识分子一时的模糊认识问题都归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讲得十分中肯，他说不管上面规定百分之几的比例，我们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一个右派都没有，那自然更好，这恰恰能说明我们八钢职工队伍是过硬的。

1959 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期间，他的这些言论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他虽逃过了被认定为“右倾分子”，但却被戴上了“右倾思想”的帽子。黄沙调离八钢之后，在上级的安排下，1960 年 10 月八钢开始了“开展反右补课”运动，那 4 位青年知识分子不幸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黄沙在八钢工作了将近 10 年。1959 年，他被任命为新疆冶金局副局长，负责钢铁和技术方面的工作。1960 年，他才搬到新疆有色局家属院。1962 年，他出任新疆重工业厅副厅长，依旧主管钢铁和技术工作。

1961 年 9 月，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八字方针。八钢首批精简下放了 8830 名职工，这导致职工的思想出现了很大的波动。为了能够调动那些留下来的职工的积极性，同时稳定职工队伍，尤其是技术人员队伍。黄沙已调离八钢，为此他数次专程前往头屯河。他与厂党委研究并决定，而后报请冶金局党委批准：在八钢厂庆十周年期间，任命一批工程师和技术员，同时评选一批建厂功臣。这也是老厂长为那些多年来跟随自己在科技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干部和工人给出的一个交代。

赵子星书记和李平副厂长都是新任的，他们到厂的时间都不长，对具体情况不是很熟悉。黄沙老厂长则不同，他持续深入群众，进行了解摸底排队等工作，多次反复修改名单，逐个与每位人员单独进行谈话，交换看法，最终任命了 26 名工程师（其中包括工人出生的朱伯金）以及 168 名技术员。八钢首次对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评定。这不仅是八钢独有的一次，也是全疆乃至全国独有的一次。在会上，老厂长语重心长地对每一位评上职称的技术人员说道：“你们是经过三榜定案的，即领导提出、群众评议、上级审核，无论何时都是算数的！然而，目前我们给你们只能做到‘加爵不加薪’，希望各位能够戒骄戒躁、深入学习、不断前进。”他的讲话让在场的每个职工都深受感动，也备受鼓舞。黄沙就是这样一位领导，他知人善用，并且敢于担当。

1965 年，赵子星书记前往兵团农场。他深入进行调查，一是调查八钢农机产品的质量，二是调查对产品的需求情况。他站在左 2 的位置。

1958 年 9 月 5 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朱德总司令前往新疆进行视察。在原本的计划行程之外，他特意提出要到八钢进行视察，并且表示想见一见黄沙。他接着说道：我认识黄沙，在过去各个根据地、各解放区从事军工生产的主要技术人员和领导，我大多都认识。而如今，他们又都成为了我们在各条生产建设领域的先锋。

朱总司令的讲话，肯定了老军工人。这是对老军工人的最大肯定。同时，这也是对老军工人的最高赞誉。并且，这还是对八钢人的赞誉。

到 2010 年，八钢的钢产量达到了 671 万吨。2011 年，在八钢成立 60 年之际，钢产量突破了 700 万吨。从八钢成立到 2011 年，六十年间钢产量增长了一万倍。

朱德受到八钢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

朱德到厂区视察

在八钢会议室黄沙厂长向朱德汇报八钢的远景规划

尾声

黄沙与章辩携手相伴四十年，1978 年章辩因病离世，当时他年仅 60 岁。5 年后黄沙也离世了，他还没到 70 岁。他们一生共同前行，奔赴战场，始终处在斗争和建设的最前沿。他们经受了“整风运动”的历练，愈发坚强；他们遭遇了“十年内乱”的冲击，身心都遭受折磨，将最后的健康也耗尽了。他们的事迹被熟悉他们的人们保留了下来，他们的故事也被保留了下来，他们的精神被保留了下来，他们的品德同样被保留了下来。而这些，更需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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