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长乐超半钢企消失，长乐系成肃清行动中最落寞群体

理性且建设性

多年来在外省打拼的钢铁投资商正逐渐回归家乡福建长乐，长乐一半以上的钢铁企业正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中国的工业版图上。

在外省打拼多年的钢投客商，正陆续回到家乡福建长乐。

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全国有500多家钢厂被全面关停。在地方政府的整顿中，这些钢厂被断水断电、设备被拆除、厂房被清理、生产资料被没收，被定义为非法生产的产品也被没收。占据全国绝大部分民营钢都资本的“长乐集团”，显然是这一轮整顿中最落魄的群体。

早在三十年前，他们中的第一批人就开始走出家乡，通过具有地方特色的融资方式，从家人、邻居那里筹集资金，到外省投资兴建钢铁生产线。这期间，占据全国钢铁投资绝大部分的“长乐集团”的资本，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而不断膨胀，直至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

如今，超过一半的昌乐钢铁企业正迅速从中国工业格局中消失。

困难时刻

这半年对于长乐钢都来说，犹如一场毁灭性的风暴，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场风暴来的并不突然，也不是专门针对长乐集团的。

很难说回流是去产能的结果，还是长乐客商行为的结果。但一个简单而公认的事实是，这座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小城市，与如今已成大患的“地沟钢”有很深的渊源：“地沟钢”多由中小型民营企业生产，而近二十年来，在中小型民营钢企全国蔓延的过程中，福建省长乐市一直是资本输出主力——客商投资的钢厂遍布全国，但大多多年来规模一直较小，如同那些停滞不前的生物。

2016年11月，清理“黑钢”突然成为中国钢铁去产能政策的重点任务。此后，对“黑钢”的超高压政策持续，并将2017年6月30日定为清理黑钢的“最后期限”。随后一个月，中央督察组又一次暗访那些尚未清理干净的角落。

督察人员汇报了多起“死灰复燃”的迹象，再次接到李克强总理指示：要坚定不移推进“黑钢”和去产能工作，对违法违规的要依法依规处罚，对监管不力的要追责问责，令行禁止。

从政策首次将地钢定义为“落后产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8年。这期间，地钢企业始终以不明确的身份占据着钢铁市场的重要地位。直到2016年下半年，地钢和其背后的长乐集团才遭遇了真正痛彻心扉的打击。

在被关停的500家中小钢厂中，很难找到一个便捷有效的方法查明其中有多少是属于昌乐集团的。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理事陈玉前估计，涉及“昌乐集团”的全国钢铁产能约有2亿吨。昌乐冶金行业协会会长吴华荣透露，该协会2016年之前有会员约110家，但现在只剩下50多家会员，而且半数以上的会员企业都是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被关停的。

所谓“会员企业”，都是长乐钢企中的“规模以上企业”，可以推断，在“规模以下”企业中，关闭的比例将远远超过50%。

回到家乡的长乐帮，遭遇了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对于大多数曾经靠钢厂谋生的长乐企业家来说，如今他们不得不告别钢铁。但他们似乎不知道下一个出口在哪里。

外省企业家

福建商人刘瑞玲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半年前，记者给刘瑞玲打过电话。当时，他所在的瑞鑫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刚刚倒闭，他的心情很低落。

那是一家位于苏北新沂市的小型钢厂，有四台20吨、三台6吨的中频炉、两条连铸连轧生产线，早在2003年就成立，投产较晚，即便在2015年钢价触底的时候，钢厂依然产钢30多万吨。他曾希望政府能收回145亩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和厂房等主要固定资产，但愿望未能实现，当时还下岗工人400多人。

同样在新宜投资钢铁的王文忠认识刘瑞玲。王文忠说，瑞鑫金属的老板跟他一样回到了家乡福建，也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但王文忠的手机号一直没变，他在这个苏北小城多年积累的人脉，都和这个手机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里还有他的一家合金钢厂，等着王文忠去处理。

同样在新沂，与他关系密切的一家钢厂——华宏特钢有限公司，刚刚解决了一场劳资纠纷，恢复了生产秩序。这是一家拥有两座1080立方米高炉的钢厂。2016年的一次去产能检查中，该钢厂被勒令拆除一座违规建造的120吨转炉，但这并未影响其主要设备的生产。

14年前，王文忠创办了华宏钢铁有限公司，但在2010年转让股份时退出了钢厂，同时将“华宏”这个企业名称转让给了一个资金比他还雄厚的同乡。此后，新华宏在产能等量置换政策下安装了现在的高炉，王文忠原来的工厂也更名为“华达钢铁有限公司”。由于等量置换和环保的要求，主管部门当时还关停了5、6家小钢厂。

七年后，命运终于出现分歧。公司所在的新沂市于2016年7月底开始响应政策要求，对全市钢铁、焦化、水泥、铁合金、电解铝等行业落后产能进行排查。按照“全面断电断水、全面拆除生产设备、全面清理厂区、全面没收生产原料、全面没收产品”的标准，对华达钢铁、瑞鑫金属、圣祥金属科技三家炼钢企业实施强制关停。期间，华达钢铁前期曾被中央媒体曝光，相关主管人员甚至被拘留。

王文忠旗下的另一家合金钢企业嘉鱼镍业有限公司，两年前因业绩不佳、环保压力过大，一度处于半停产状态。2017年，嘉鱼镍业也迎来了倒闭，设备全部处理掉，只剩下厂房和一栋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三层办公楼。

盛祥金属投资人黄伟宏的命运，几乎和王文忠、刘瑞新一样。三家企业被关停后，三人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福建省长乐市。至此，华宏特钢成为长乐市仅存的一家钢铁企业。

王文忠、黄伟宏、刘瑞玲，甚至接手华宏、现在留在新宜继续高炉炼钢的李廷云，都来自福州下属县级市长乐市。一开始，他们和很多长乐商人一样，从这里起步，拿着资金到外省建钢厂。

苏北小城新沂就是一个缩影。过去一年，这里发生的劣质钢材事件，与中国几乎所有省份都类似。不过，过去这些事件从未像现在这样激烈。

早在1999年12月，“地条钢”一词就首次出现在一份中央文件中。在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发布的《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技术和产品目录（第二批）》中，“生产地条钢或开锭的工频电炉”出现在“落后生产技术设备”名单中，其淘汰期限为2000年之前。

2002年6月，国家经贸委公布了第三批《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技术和产品目录》，“黑钢铁”被列入“落后产品”之列，并规定淘汰期限为2002年7月1日。

此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多次下发文件，要求淘汰地条钢产能。但地条钢始终以“贴牌”“假冒”生产的形式占据着钢铁市场的重要地位。直到2016年下半年，这一局面才真正发生改变：不合规的中小钢厂终于开始下沉，随之而来的是，来自福建长乐的钢铁从业者踏上了返乡的征程。

小股东的故事

2017年6月19日，一则关于地条钢“大限”即将到来的消息在长乐论坛被转发——按照今年去产能政策要求，6月30日前，全国所有“地条钢”产能须全部淘汰。

“我之前投资的钢厂一直没有消息，只有两家破产了，还了三毛钱，我投资了这么久，全部亏光了。”这是长乐市一位网友在这条留言下的评论。类似的说法不仅出现在这家社区网站的评论中，也出现在长乐市街头出租车司机的口中。

在长乐，钢铁不仅和王文忠这样的商人有关，和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有关系。当地人告诉记者，过去在长乐市，特别是一些乡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投资钢铁的历史。想要投资建厂的老板，会通过亲朋好友、邻居关系筹措到所需的资金，后者则根据资金的多少获得相应的股份，成为他们所谓的“小股东”。“这种融资方式，完全依靠创业者或大股东本身的信誉，以及小股东之间可靠的关系，不需要签署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一位长乐当地人告诉记者，这种独特的融资方式，也是当地经济生态的特点，政府一般不干预。

谈及目前钢厂的市场行情，当地人常说，今年的形势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也就是说，投资“大钢厂”的都赚了，而投资“小钢厂”的大多亏钱。

长乐人口中的“大钢厂”是拥有高炉的企业，“小钢厂”则主要采用中频炉、感应炉等生产设备。如今，业界担忧的“地条钢”主要就是通过这些小钢厂的设备生产并出口。

出租车司机王树明两年前到外省一家钢厂上班，他的家人甚至还在高炉工作。在当出租车司机之前，他曾在家乡大股东的山东、广东、广西等地的钢厂工作过，主要担任车间主任。

同时，他也是一名普通钢厂股东。“今年还在生产的钢厂福利都很好，每发一块钱能发五毛钱，有的甚至能发1块钱。”王树明告诉记者，去年市场刚开始好转时，他村里的大股东林木平也给小股东发了9毛钱。此外，云南玉昆钢铁集团给小股东的分红也很可观。

他所说的“股息”是指钢厂根据每年的业绩表现，给予股东的回报，50美分的股息，就是年化回报率50%。当然，如果钢厂业绩表现不佳，多年不分红，甚至破产血本无归也是常有的事。

王树明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分红都在10多元，这是他记忆中最高的分红，山东民源钢铁前几年钢铁市场好的时候，一年能分红2.6元，这样的高分红持续了五六年。

但小股东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王树明说，他曾跟随堂兄在新疆、山东等地投资钢厂，已经“吐出”了不少投资的钱，却没有给他和其他小股东分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资金链末端，小股东往往不知道钢厂真实的盈利情况。

王树明是长乐市张岗镇人，他告诉记者，张岗是长乐市钢厂投资最为火爆的地区之一。他所在的杜桥村，有上千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投资了钢厂，每户通常都会投资几家。

如今，张钢人已经不再投资钢厂了。“一方面，很多钢厂都关停了，政策也不允许新建钢厂。在市场好的情况下，在产的钢厂都不缺钱，就算缺钱，也有几亿元的资金，普通长乐小股东根本没办法投资。另一方面，2016年之前钢铁行业本来就不好做，亏了很多钱，这更加增强了当地小股东的风险意识。”王树明解释道，“如果老板不是好老板，我也不敢投资。” 王书明告诉记者，“比如一个大股东可能通过集资融了2个亿，但对外报4个亿，然后再从银行融2个亿，老板自己一分钱也不出。分红的时候，都是按照4个亿的总资本来分红，如果工厂破产了，就按照他的2个亿来算，比如卖1个亿，老板就拿5000万。”王书明甚至用颇具愤慨的词“空手而归的白狼”来形容大股东的行为。

同样是长乐人的陈进，曾是江苏长乐一家钢铁企业（现已关闭）的财务人员。他告诉经济观察报，由于大股东分红吝啬，现在他希望回家乡后重新创业，转型做养殖业，但融资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震惊

长乐，钢铁铸就的辉煌气息，依然繁盛，并成为这座城市气质的一部分。

从福州长乐机场往东约20公里，就进入长乐市主城区，当地物价水平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新开发的楼盘价格高达每平方米2.1万元，长乐婚丧嫁娶的花费之高，时常见诸报端。

这里是早在1984年就被费孝通称为“中国草根工业发祥地”的地方。至今，在长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很少靠务农为生，他们解决劳动力问题的主要方式是集资办厂，与同村或同族群众一起办厂。

当地人告诉记者，因为长乐地处东南沿海，早期不少人到海外谋生，积累了资金后，开始投资实业，“一黑一白”是他们主要的投资领域。黑色指钢铁，白色指纺织。据当地人介绍，纺织厂主要设在本地，而钢铁则不同。资本从这里输出，落到全国各地。

长乐钢都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迄今已发展近30年，钢铁给长乐人民带来了财富，甚至改变了城市的面貌。

长乐市首站新区广场路西侧，有两栋竣工的建筑，高140米，是长乐市目前最高的两栋建筑，也是长乐市的地标性建筑。2014年，在长乐冶金协会的牵头下，92家国内外长乐涉企投资近10亿元，共同打造了这两栋地标性建筑。这个地方协会的领导都是颇具影响力的长乐涉企企业家。

长乐到底有多少家企业？不仅长乐市政府、中国钢铁协会，就连长乐冶金行业协会等地方组织都没有这方面的准确统计。长乐市发改委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他们只能统计市内的钢铁企业。至于长乐商人在全国各地开设的钢厂，长乐市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做过统计。长乐市财政局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对于这些位于外省的钢厂，根据税务登记部门的说法，一般都是向钢厂所在地纳税，而不是向长乐市税务部门纳税。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理事长陈于谦向经济观察报估计，涉及“长乐集团”的全国钢铁产能在2亿吨左右。

一些发展较早的企业，如今已发展壮大为规模，如李景云、李景忠兄弟掌舵的山西金钢集团，年产能已达1000多万吨。少数优质资产甚至已与央企并驾齐驱。2011年，宝钢集团收购了由当地知名早期钢铁企业家陈方展创办的福建德盛镍业有限公司70%的股权。重组后的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已成为宝钢集团主要的不锈钢生产基地。

江苏省发改委一位官员告诉经济观察报，规模稍大的长乐型钢铁企业（高炉型企业）产品质量过硬，同时这些企业会更严格控制生产成本，甚至在行业低迷时期为沙钢等品牌知名度更高的民营钢铁企业进行贴牌生产。

据此前统计，2011年，仅年产值20亿元以上的企业，全国长乐企业家创办的钢铁企业产值总额就达2250亿元。

然而，与这几家规模、产品已步入明区的企业相比，更多的昌乐钢厂是隐藏在庞大市场之下更为隐秘的存在。无论是产品品质，还是环保落实，都难以摆上台面。受限于政策要求，它们就像是具有先天缺陷的生物，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无法长大。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迟敬东透露，2016年下半年至今，全国各省区已清理出“黑钢”企业500多家，涉及产能1.19亿吨。

从目前被取缔的400多家违法钢铁企业来看，违法钢铁企业年产能在8万至20万吨不等，平均年产能在15万吨左右。从地域分布来看，违法钢铁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是广东、江苏等省，违法钢铁企业数量最少的内蒙古、贵州也有近10家。从违法钢铁占各省粗钢总产能的比重来看，湖北占比最低，约为3%，云南占比最高，为21%。

对于长乐集团的现状，就连肩负“连接海内外冶金企业家重要桥梁和纽带”责任的地方协会——昌乐冶金行业协会，也不愿向记者透露太多。

昌乐冶金行业协会成立于2004年，由昌乐等地冶金企业家自愿合作成立。从组织规模和覆盖面来看，这个协会也是国内冶金行业第二大社会组织。据昌乐冶金行业协会官网介绍，过去，这个协会在全国各地组织举办了15次年会，参加人数共计2000余人。

不过，中国钢铁协会执行会长吴华荣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去产能是趋势，淘汰落后产能，让行业更健康，这是对的，协会支持国家的政策。”

今年10月，昌乐冶金协会照例还是会组织会员参加年会。吴华荣说，今年的会议没有特别的主题，就是聚聚聊聊天而已。“今天留下来的会员，都是身体很健康、资质很好的企业。以前会上会推介产业政策，现在没这个必要了。”

出路

在江苏从事钢铁行业14年的王文忠怀着对过去的怀念回到了家乡长乐，但对于未来的打算，他思考了半年，却依然没有想出什么主意。

惯于拼生意的长乐商人，以大胆、野性著称，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就会果断行动。但此刻的王文忠觉得自己缺少的就是一个明确的目标。除了苏北那家空置的工厂，他在外面还有几处投资。

王文忠告诉记者，自己暂时休息一下。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他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下一步该怎么做。在钢铁行业工作十几年，他积累了不少个人资本，但胆子却不如以前了。

他告诉记者，手里的钱最好“稳妥”一点，因为“投资没有容易的”，行业本身的风险和政策环境的风险都太大，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有教训。

但话语中，他似乎还在惦记着自己的老本行——钢铁。他很羡慕那些没有被认定为违法产能的电弧炉。对于财力相对有限的老板来说，大厂已经投不起了，就算需要资金，也要上亿。但电弧炉成本低，回报快，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今年投入，明年就能有收益。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海外，但王文忠对于在海外投资兴建钢厂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据昌乐市冶金行业协会会长吴华荣介绍，目前在海外的昌乐钢铁企业已经很多，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但初步估计至少有200多家，不仅在越南、印尼、东非、西非等国家，在阿富汗、摩纳哥等国家都有昌乐企业。

王文忠分析道：“海外投资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的项目做几次就会亏本。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福建钢资的流出，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已经有不少钢厂，即将面临产能过剩。”

黄伟宏也和王文忠一样痴迷钢铁。新宜市发改委一位官员告诉经济观察报，包括黄伟宏在内的此前在这里投资钢厂的福建企业家，至今仍不时与主管部门沟通，希望重回以前的主业：比如再建一个轧钢厂项目，买钢坯来轧螺纹钢，或者去废钢船厂把剩下的废钢运回来，重新进炉熔炼，生产角钢。

但这些想法遭到了当地官员的拒绝。“原因是一样的，生产出来的都是劣质钢，”该官员解释道。“轧钢属于加工行业，而冷轧螺纹钢属于生产许可证管理。现在全国钢铁生产许可证全部被吊销，这意味着政策不允许这类项目。”

“他们有厂房、有技术人员、有生产经验、有熟悉的工人，对工艺流程也熟悉，你叫他们转型发展，他们不转型。”上述发改委官员说，“更重要的是，他们摆脱不了固有的思维模式。”

在官方的定位里，王文忠的嘉裕镍业有限公司依然名存实亡，虽然设备已经处理掉，但公司并未注销，3万多平方米的土地和总面积1000平方米的3层办公室依然静静地坐落在那里。

身在长乐的王文忠说：“等着看未来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再做计划。”

（本文部分人物均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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