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中不同主体的责任认定及类案检索探讨

编者注：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要求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虚开专用发票。在具体案例中，如果有介绍人，发行人/收款人/介绍人是否犯有同样的罪行？什么情况下应分别对待？为什么有些情况下发行人构成虚假发行，而收款人却不构成虚假发行？在某些情况下，收款人构成虚假开立，而开立人则不构成虚假开立。介绍他人虚假出票的，应当构成虚假出票。行为本身是否被假定为定性且错误的？本文通过两个案例探讨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不同主体的责任认定，探讨了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适用类案检索的必要性和困难点。

一、案例介绍

案例一：收款人未起诉，介绍人虚假索赔，并介绍多家公司虚假索赔。由于收款人未提起诉讼，因此该金额未从判决金额中扣除。

陈某注册了A公司（注册地江西），向多名自然人收购废钢，销售给铸造厂。由于他无法向自然人小商贩取得进项税发票，经介绍人介绍，联系B公司（注册地：天津），取得了17张进项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为2,808,044元。资金从A公司汇至B公司后，B公司扣除约7.8%的手续费，并将余额退回陈某的个人账户。陈某与自然人之间的款项结算由陈某本人支付。陈先生将收到的废钢通过送货上门的方式卖给了一家铸造厂。

1、收款人：不起诉，不起诉决定确认取得的发票数量与实际购买的商品数量基本一致，即认定收款人取得的发票与购买的商品相对应真货。

上述案件中，收款人江西A公司向江西省地方检察院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不起诉的理由是：一是证据不足证明陈某因抢票行为有损失税款的主观故意；二是认定陈某因收到发票造成的税款损失具体金额尚未核实；第三，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交易存在虚假的证据薄弱且难以认定。

在不起诉决定中，我们注意到，公安机关发现，陈某经营的仓库内库存有700余吨废钢尚未出售。结合江西A公司的库存以及A公司与铸造厂的交易量，可以确定涉案发票记载的金额与A公司同期的采购量基本相符。

2、开票方/介绍人：存在使用多个开票公司向多个地区、多个企业开具发票的情况。判决构成虚假开具罪，这部分不起诉金额不排除在最终定罪金额之外。

经对上述不起诉案件涉及的开票当事人进行调查发现，天津B公司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多家无实际经营的开票公司，并向多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下游企业。从时间上看，江西某检察机关先作出不起诉决定，随后天津市一中院对天津B公司作出判决。两起案件分别在发行人/收款公司所在地分别立案办理。最终，对于江西A公司取得的与实际购买货物对应的发票，天津B公司在判决中未扣除相应税额280万元以上。 。

案例二：收款人不起诉，开具人和介绍人均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追究刑事责任，三人分别被不同地区司法机关分别处理。

安徽3家公司由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他们从小商贩那里收购废旧物资，销往浙江、广东等地。由于无法向小商户索取进项税发票进行抵扣，三企业联系了介绍人王某。向江、浙、皖40余家企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额8.8亿余元，税额1.49亿余元。

从本案三方责任的结果来看，收到发票的三方当事人和公诉机关均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介绍人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其中一名开票方有罪。该判决涉及向多家公司开具虚假发票。在最终的虚假发票犯罪金额中，没有区分所开具发票对应的收款人是否有真实业务并要求代开发票，直接计算发票的全部税额。

2.中国税收分析

（一）追究虚假开具的刑事责任，需要核对发票是否与真实货物交易相符。真实商品交易的“如实发行”不应视为虚假发行。

实践中，对于关联发票行为，由于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39号公告的明确规定，关联发票不构成虚假开具，司法实践中也不存在争议。但正如引述案例1一样，对于真实开庭是否构成虚假开庭，各地司法机关的看法差异较大，存在同一案件不同判决的现象。

真实代理开具案件的特点：（1）收款人根据真实购买商品的情况，要求第三方开具与实际购买数量、金额相符的发票； （二）开票人与散户之间不存在关联协议或交易。对于资金结算，散户并不知道开票方的存在。 （3）缴纳票面金额8%至10%不等的“开票费及手续费”，取得13%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沙子、废塑料等）； （4）通过介绍人联系，大部分开票方注册在园区内，享受当地招商引资及税收、财政返还政策； （五）有的情况下，开票当事人由税务、财政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部分地区司法机关的观点：（1）不否认付款人与散户之间的真实购买业务；（2）仍然认为付款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商品交易；（3）付款人用较低的价格“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差价就是造成的税金损失。 （四）发票开具人与散户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协议，不符合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39号公告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因此，仍构成虚假开具罪增值税专用发票，仍造成国税损失。

华水律师认为，在虚假发行案件中，发行人、收款人、介绍人是共同处理还是分开处理，是否由同一地区同一司法机关处理，发行人、收款人、介绍人是否处理首先应将其视为一个单位。调查涉嫌虚开、引入假发票对应业务是否真实。 “是否存在真实的商品交易”是虚假披露罪能否成立必须查明的事实。

以前述案例为例，需要查明：（1）陈某是否真实向散户购买废钢，是否可以确定购买钢材的数量，包括是否有称重清单。采购废钢时的装车清单等； （二）陈某与散户之间的支付结算是否真实，包括是否有散户收款记录； （三）通过散户调查取证，获取证人证言，散户是否供应了相应的商品； （4）陈某开具发票的发票上的货物数量、金额是否与进货数量、金额一致； （五）陈某是否夸大货物吨位、金额，多开发票。在未查明前述交易事实的情况下，不应仅因开具方/收款方之间没有直接运输/交付货物，就认定当事人犯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其次，在如实开具的情况下，收款企业有真实采购商品和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主观上不存在骗取国家税收的目的。从是否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的客观结果来看，发票方享有的财政退税应与发票方在开具发票时已足额缴纳税款的事实分开对待。前者是地方政府留成部分地方财政的返还，后者是地方政府的返还。为促进和鼓励地方经济发展，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财产处置不应与开具发票时开具发票时足额缴纳增值税相混淆。没有根据支付的性质直接进行加减计算，也不应该以此为依据。财政退税金额按税损金额确定。

（二）开票人/收款人和介绍人应以查明发票对应的交易为基础确定责任，并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各方是否构成虚假开票。他们不应不加区分地定性虚假发行。

1、发行人构成虚假发行，收款人不构成虚假发行。

例如，上述案件中，收款人确实向散户购买了废钢，根据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从开具人处获得的发票数量和金额与实际数量和金额相符。购买的商品。收款人不应被视为虚拟开放。但在对开票方调查过程中发现，开票方没有实际生产经营，且两人合作注册多家公司，为多家企业开具发票。对已开具的货物交易中无真实货物交易的部分，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但我们仍然认为，即使发行人没有实际生产经营，但代表收款人发行的真实货物交易的相应部分，应以发行人是否查验相应凭证为依据应当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进行综合判断，所有开具的发票不得一视同仁地凭其定性虚开。

2、收款人构成虚假发行，但发行人不构成虚假发行。

开票方有实际生产经营，并与收款人约定以收款人交付的真实进货凭证、货物结算凭证、称重单等能够证明真实进货数量、金额的单据作为开具发票的依据对于数量和金额。但在实际业务过程中，收款人存在欺诈行为，向发票方提供了夸大数量、金额的单据。此时，开票方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未与收款人主观上就虚假发票发生争议。存在串通的，开具方不以虚开发票罪定罪处罚。我们也认为，收款人与实物交易对应的发票上的税额仍应从最终确定为虚开的税额中扣除。

（三）介绍他人进行虚假披露，可独立构成虚假披露罪，应警惕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

就虚假开仓行为的介绍而言，经过查阅案例，我们将判决要点总结如下：

一、介绍虚假披露构成独立的犯罪行为。配件无法识别。利润数额不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但造成的税收损失数额才是依据。

（一）案号（2020）苏03行中262号）

介绍他人独立进行虚假披露的行为构成虚假披露罪，虚假披露数额不是定罪量刑的依据，但造成的税收损失数额才是定罪量刑的依据。该行为是独立的，不被视为从犯。

（二）案号（（2020）浙03行中357号）

他们不仅传递信息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还积极干预收票企业、开票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具体操作，并提供个人资料。账户主要是资金流通，而不是起到次要的支撑作用。

（三）案号（（2020）渝08行中124号）

被告主动联系并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并按照价款和税额的一定比例收取开票费用。这是独立的虚假发行行为。

（四）案号（（2020）晋0724行初33号）

他积极介绍、协助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他起了主要作用，是主犯。

(5)(2020)鲁09罚球结束第15号

明知自己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却积极联系、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从中牟利，给国家税收造成巨大损失。这一行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专用发票的关键环节。主犯应当对其参与的犯罪事实承担责任。

(6)(2020)苏0813行初61号

被告主动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并主动操作资金流转隐瞒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他不是共同犯罪的从犯。

在上述案件中，最高刑罚为十四年监禁。

2、认定出具票据当事人构成共同犯罪，为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2020）晋0121行初71号）

（（2020）鲁0402行初226号）

（（2020）新4003行初75号）

3、介绍人虚假介绍行为应当另行评价。与签发人不这样做的，视为共同犯罪，或者主犯、共犯不予评价。

此类案例较多，不再列出案例索引号。

我们认为，介绍他人进行虚假开具，仍然是以介绍人开具的发票构成虚假开具为前提的，即仍应首先判断发票是否含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内容，是否与真实的商品交易相对应，并查明是否有真实的商品交易。 ，然后判断是否构成虚假介绍。其次，在某些情况下，介绍人仅起到介绍作用，并没有从中获利，或者介绍人介绍后，并未实际参与收单人后续的票据发行和托收业务，也没有赚取任何利润。从中获利。主观上，也无法得知后续发票双方之间是如何开具和接收的，更无法知道虚开发票的数量和金额，这些都不应该纳入虚开税额的介绍。

三、虚假刑事案件适用类案检索的必要性与挑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了类案应当检索的具体情况、具体检索范围以及法院如何参照并应用它。就虚假开启案件而言，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各地司法机关对于真实开启是否构成虚假开启的认定存在较大差异。我们认为，寻找类似案例，不仅要注重最高法院发布的具有指导性、典型性、有效性的案例，更要注重案例的指导性、典型性、有效性。除了上级法院、高级法院和本院作出的有效案例外，行业也值得关注。其他地区同行业的同类型案例也可作为参考。

类案检索系统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同案同判，维护司法权威。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案件来看，各地对同类型案件的判断存在较大差异是普遍现象，但类似案件检索的前提是案件基本事实影响定罪和量刑的因素是相同的。如果仅限于本省，检索到同类型案件的概率就大大降低。如果超出本省，可能就等于“同一地区同类型案件同判”。它违背了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在虚假刑事案件中，律师应根据案情、审判级别、地域等的相似性进行检索，尽可能列出同类案件与本案在案件事实上的异同和法律适用，有明确的观点，以便司法机关更好地采纳。此外，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量和金额是量刑的重要依据。因此，除了从整体案件的判断上着眼于类似案件外，具体案件还涉及到发票方。 ，收款人和介绍人三方的责任还应根据具体案件事实，以发票对应的交易是否发生，并能够证明存在与发票对应的真实货物交易为依据来确定。发票税额，应根据最终确定的虚报税额确定。剔除。实践中，三方当事人分别由不同的司法机关处理，对于同一张发票对应的交易是否真实可能有不同的认定。我们认为，都应该以能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税务损失、或者税务诈骗的目的作为判定原则，避免司法机关不同对同一案件的事实作出不同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