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拾荒者陶宇的垃圾分类江湖:从底层拾荒到互联网回收的产业链
拾荒者陶宇(化名)熟练地在一袋袋卸下来的垃圾中翻找。仅仅一个小时,他就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两袋堆得半人高的塑料瓶和三包废纸。陶宇来北京三年了,打零工,有时还捡破烂。他每天靠捡垃圾能挣100元左右。
剪切具有各种角色的场景。还有垃圾分类回收产业的天地。
如果顺着垃圾处理产业链走下去,各个环节中看似无关的人物,都可以归结到“回收”这个大主题下:一个一日收入百元的低级垃圾捡拾者,也被称为“有一个垃圾”。 -北京“垃圾大王”的捡老板、百亿身家的超级富豪、自称“垃圾二代”、利用互联网技术做垃圾回收的年轻企业家。
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期间,倒卖废钢成为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拾荒者建立了这个行业最初的雏形网络,并带来了最早的致富故事。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浪潮到来后,年轻创业者给行业带来了新鲜创意、互联网思维和资本涌入。
直到今年夏天,垃圾强制分类政策的推进,让这个群体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他们的生活要么演变成不同的版本,要么走向不同的方向。

垃圾回收也是一门生意,有产业链。图1为小区内采购废品的商贩(新京报记者朱月怡拍摄)。图2为垃圾回收人员将收集到的垃圾送往收集站。图3显示工作人员在回收站对各种塑料瓶进行分类。本文图片除签名外均来自视觉中国
扫江湖:
有的人一天赚百块钱,有的人成为“破烂王”
8月的一个中午,位于朝阳区街道的环卫中心正忙着收集当天的第一波垃圾。拾荒者陶宇(化名)熟练地在一袋袋卸下来的垃圾中翻找。仅仅一个小时,他就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两袋堆得半人高的塑料瓶和三包废纸。
陶宇来北京三年了,打零工,有时还捡破烂。他每天靠捡垃圾能挣100元左右。
下午,陈阳(化名)将收货的棕色面包车停在路边。半年前,他开始当拾荒者,骑着三轮车,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翻垃圾桶。现在他省下钱,扮演着类似拾荒者“中介”的角色——拾荒者和周边居民将自己节省下来的可回收材料出售。交给他,他就会运到五环路,送到回收站。他每天开着卡车往返于北京郊区和市区。上午7点至11点、下午2点至6点,他停在路边相对固定的位置,打开卡车侧门“开”。
陶宇中午一小时的作品,卖到了七块七十分。他从口袋里掏出双折钱包,将纸币和硬币塞了进去。陈阳在一旁传授自己的创业经验:“如果有三轮车,每天晚上五点到十点就可以赚一百块钱。”
送走陶宇后,陈阳开始忙碌起来,前来卖废品的人都排起了长队。他的回收业务由他的“家人”经营。他的阿姨在车厢里堆放着成堆的废纸板,其他垃圾也简单分类放置。他的父亲骑着三轮车到周边地区进行回收,当他不堪重负时,他会留下来帮忙。
塑料瓶六毛钱一罐,罐头八毛钱一瓶,燕京啤酒一瓶两毛钱。陈阳快速递过手中的瓶子,嘴里做着简单的加减运算,靠在树上专门用来存放塑料瓶的编织袋上。堆已经从半满到几乎满了。对于陈阳来说,最有价值的废品就是铁。 “铁就像我们的黄金。”价格根据熨斗的类型而有所不同。他卖的最贵的废铁是30元一公斤。
在民间拾荒者建立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中,曾经被称为“北京垃圾大王”的杜茂洲一度成为大老板,比陶宇和陈阳还要高一级。
杜茂洲原是四川巴中市的一名小学代课教师。他和家人靠着每月22元的工资勉强度日。 1989年,为了还清家里欠下的多年债务,33岁的杜茂洲抱着淘金的想法来到北京。在度过了最后一段没有朋友、没有工作的日子后,他请了一位老乡帮忙,去垃圾场捡垃圾。
那是1989年的秋天,杜茂洲第一次进入焦庄的垃圾填埋场。 “我突然很高兴。”曾经在家乡当过收音机修理工的杜茂洲,看到垃圾场里废弃的收音机、录音机等电器,难掩激动之情。这些电器修好后,他可以卖掉换钱。 “那时候,垃圾场就像一个聚宝盆。”
开始捡垃圾后,杜茂周一天就能在家乡赚回一个月的工资。他还记得的是,当时人们几乎没有回收利用的想法,大块废弃的铜、铁仍然可以在垃圾堆里捡到。 “如果我们只捡铜,一天能卖100多元,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了。比大学老师的月薪还高。”
经过两年的捡垃圾,杜茂周即将还清家里欠下的6000元债务,这让巴中老家的人们刮目相看。后来,经过当时负责垃圾场管理的环卫部门工作人员王卫平的许可,杜茂周带领巴中数百名老乡来到北京的垃圾场定居。他们每人平均每月能靠捡垃圾赚到1500元,在当时已经算是高收入群体了。
2005年,杜茂洲的公司“北京茂洲雪琼物资回收有限公司”通州有限公司成立。杜茂洲被评价为“拾荒者企业化运营第一人”。也是今年,他登上央视《新闻堂》节目,讲述自己十五年的捡垃圾经历。

一名个体垃圾回收者驾驶着三轮车来收集一车废纸和其他废品。
回收废品取得成功的“首富”
事实上,当杜茂洲出现在央视的时候,他的一些同事就利用在垃圾生意上积累的原始资金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2004年1月,厦门首富林秀成旗下的福建三安集团总部迁至厦门,进军电子行业。林秀成早年从事钢铁贸易,倒卖废钢铁。靠着钢铁贸易的可观利润,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庆告诉新京报记者,废钢收购在废钢收购中很常见,这种现象从市场经济开始就一直存在。
在后来的采访中,林秀成透露:“原来,我刚开始的时候,在一家五金厂和一家钢铁厂工作过,这些都是非常繁琐的行业。原来,生产一吨钢材需要十吨来料。”和外来运输,能源消耗太大,我感觉这种行业前景不大。”
如今,三安集团是一家集光电高新技术、光生物技术、III-V族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为一体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2018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三安集团营业总收入310.58亿元。
2018年胡润富豪榜中,三安集团林秀成、林志强父子以330亿元财富上榜,排名第79位。
方伟1973年出生于沉阳市东部王家镇,几年前林秀成开始在三明钢铁厂工作。这位后来创办辽宁方大百货并不断引发争议和关注的年轻富翁的历程,也与倒卖废钢有关。
方大集团沉阳焦化气体有限公司和方大集团抚顺炭素公司多名员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向记者证实,方伟最初在辽宁抚顺收购废铁,然后转售给当地钢铁公司。植物。
据员工透露,改变命运的机会来到了方伟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当时当地钢厂抚顺新钢(现抚顺新钢有限公司)用一颗铁矿石抵偿了欠下的贷款。给方伟。 。方伟获得的铁矿石价格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就翻了一番,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价格持续上涨。方伟由此进入了钢铁行业的核心环节,步入了中国快速工业化创造财富的节奏。
如今,方伟控股的方大集团已是一家以碳素、钢铁、医药为主营业务,兼营矿业、房地产等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旗下拥有方大炭素、方大特钢、东北制药、中兴商业四家上市公司。
2018年,方大钢铁实现全年营业收入633.98亿元,利润总额135.95亿元。 2018年,方伟以450亿元财富位列钢铁行业第一,成为“钢铁首富”。
对于林秀成和方伟来说,倒卖废钢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撬动财富密码的初始杠杆,也是产业链的初始环节。
但随着垃圾处理行业政策的变化,废钢赚钱的故事或许不会重演。

垃圾分类将对垃圾回收业务产生影响。图为今年1月北京某社区居民使用智能垃圾回收设备。
垃圾收集从这里到哪里去?有人犹豫,有人离开
7月1日起,被誉为“史上最严”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北京、杭州、广州等全国46个城市也将作为实施垃圾分类的重点城市。垃圾分类是大势所趋,拾荒者将何去何从?
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拾荒者将被运营更标准化、效率更高的公司所取代。
华创证券近期发布的研报分析指出,回收上下游渠道有望进一步规范。各省市将加大整治“小、散、乱”力度。行业上中下游同步整顿,各企业有望利用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加强终端渠道渗透,回收效率和回收处理标准化预计将得到显着改善。
谈及北京即将开始的垃圾分类,陈阳顿了顿,说道:“(垃圾回收)肯定很难做,如果不行,就试试别的。”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刘元举告诉新京报记者,面对垃圾分类的趋势,不应该忘记捡垃圾的人。 “在这波垃圾分类浪潮中,中国原有的市场化、成熟的垃圾回收体系不容忽视。它应该不存在,也不应该被排除。”
随着2009年左右垃圾建筑的关闭以及北京对垃圾填埋场的更严格管理,数百家回收公司开始面临搬迁。在杜茂洲的印象中,五环以内的回收企业从2013年开始被拆除,2017年开始拆除现象更加普遍。王卫平的统计显示,北京拾荒者数量在2009年达到峰值15万人,随后开始减少。收缩。
茂州雪琼公司于2017年9月结束,杜茂周听到的消息是工厂所在地要建湿地公园。被拆除前,茂州雪琼还在正常运营,但厂内工人数量已从最鼎盛时的千人锐减至百余人。他们还在做着垃圾分类、分类、包装的工作。分拣出来的玻璃、塑料、金属等随后被后续买家运走。这份工作月薪5000元到6000元。茂州雪琼每月保持毛利200万元,净利润10万元以上。这个水平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
公司工厂被拆后,杜茂洲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安排好工人的工资和补偿,然后就离开了北京。他选择了退休。
谈及目前垃圾分类的推行情况,与垃圾打交道30年的杜茂洲表示质疑。他担心现在居民对分类认识不够,再加上收集、拆除的压力,可能会出现问题。
杜茂洲将自己定位为在北京实现梦想的一类人。他记得,初到北京时的印象是“有识之士在北京能做出大事”。 “北京是我的第二个创业故乡,它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在这里的生活。”杜茂洲重复了多年前他在央视节目中说过的话。
互联网基因获取:
有前微软工程师,也有“废二代”
当垃圾处理产业链上的富人和小玩家因政策变化而犹豫不决时,一群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却嗅到了新的商机。
时间追溯到12年前,奥贝环保创始人王建超还在北京微软工作。王建超向记者回忆,激发他投身垃圾处理工作的契机是一位名叫王九良的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摄影师花了三年时间寻找、走访北京周边400多个垃圾场,拍摄并在地图上标注位置,最终形成了作品《垃圾围城》。
后来,利用成都政府垃圾分类政策的有利环境,王建超离开微软,前往成都担任绿大地CEO,这也是当时国内第一家为垃圾处理提供综合生态服务的公司。
这是王建超的第一次创业。 2017年3月,王建超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同样是环保行业。这次他正在打造一个垃圾分类回收平台——奥贝环保。在反思绿色地球模式后,奥北环保放弃了上门回收和在社区设置回收箱的做法,选择了更轻的模式——与回收点合作,居民自主购买回收袋,将其装满并将它们放到回收点。
除了商业模式的重要性,王建超从绿色地球到澳北环保的改变,还在于他对企业与政府合作的思考。政府购买服务一度占绿地球收入的50%以上。王建超想知道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
于是王建超做出了他认为创业以来最艰难的决定:在没有政府投入的情况下单干。另一方面,两家初创公司都专注于天然公益性较强的垃圾分类。刚诞生的奥贝环保难免会被贴上“社会企业”的标签,但王建超早在第二次创业之初就表示:“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商业企业,努力提高赚钱的能力。”
投资来得很快。 2017年底,奥贝环保获得峰瑞资本种子轮融资。 2019年1月,奥贝环保获得京东、峰瑞资本投资的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峰瑞资本副总裁马锐告诉新京报记者,投资奥贝环保并不是为了抢风头,而是基于长期价值的判断。
和奥贝环保一样,许远红的公司爱情分类也在2017年上市。与王建超不同的是,许远红的爱情分类继承了父亲的风格。他笑称自己是“废二代”。
20世纪80年代末,徐远红的父亲从河南来到北京打拼。换了各种工作后,他选择了收废品。利润是最直接的考虑因素。 “我父亲发现,当他的交通工具还是摩托车时,在北京的废品回收同行们已经开始开小型货车了。”
徐父收废品的收入给家里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也足够徐元洪读书了。后来,随着城市迁出,徐父的生意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的废品回收市场拓展到整个昌平区,并取得了该领域的全牌照资质。
2014年前后,许父工作近20年的东小口镇废品回收市场大部分被拆除。硕士毕业、在投资公司工作的徐远宏出人意料地选择接班父亲,成为他所说的“废二代”。
“我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的社会价值,垃圾分类回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得益于许远宏的计算机背景,爱分类作为一家脱胎于传统垃圾分类回收公司的互联网公司,现在正在采用更加互联网化的方式进行垃圾分类。
2017年底,昌平区城北街道引入iClassification,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据人民日报今年3月报道,艾分类提交的成绩单显示,东莞南丽社区自开展湿垃圾定点投放和小件干垃圾免费上门回收工作以来,已为期一年。半年来,垃圾总量减少40%,资源利用率提高。该比率已从 40% 提高到 95%。居民垃圾人工智能分类投放准确率达95%,城市垃圾精细化管理支出节省30%。
垃圾初创公司并不总是成功
在推动垃圾分类回收的政策背景下,王建超和徐元洪感受到了资本的追捧。王建超每周都会接到三四家投资机构的联系,而徐远宏则表示,今年已有十几家来自上海的投资者找过他。
然而,在“垃圾分类+互联网”的舞台上,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离开了。小黄狗是一家与奥贝环保、人工智能分类同年诞生的智能垃圾分类回收公司,曾是行业先行者,但现已宣告破产重组。
小黄狗创始人唐骏出生于1987年,按照徐远宏的定义,他也是一个“废二代”。早年,他的家人经营废物回收业务。据唐军向媒体透露的版本,他9岁左右的时候,一家人到工厂清理铁渣,拆解机器、电机等废旧金属卖给废品场,赚了430元。 “从那时起,我就非常清楚拆解后的铜、铝、不锈钢、合金等各种废品的价值了。”
在创立小黄狗之前,唐骏已经在资本市场和资本大亨圈子里摸爬滚打了好几年。 2012年,他推出P2P网贷平台团贷网。同年,他以213万元购买了《史玉柱三小时》。从此,他就进入了史玉柱的朋友圈。 2015年,唐骏控股了新三板上市公司广厦峡,随后又向宏特精密(现称“衍生科技”)借钱。
小黄狗一度受到资本和舆论的青睐。 2018年6月,小黄狗获得中植集团10.5亿元A轮融资,估值达到60亿元。当时,唐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这个估值“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还表示,自己曾经一无所有,但通过九年创业的积累,集团目前拥有不错的营收和利润。拥有2万多名员工,“未来我们会少走弯路”。
A轮融资仅4个月后,2018年10月,小黄狗又获得Easytech的1.5亿元战略融资,估值达到150亿。这几乎是小黄狗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小黄沟采取重资产模式,在社区部署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并招募加盟商进行运营。但实际启动后,小黄沟的投资情况并不理想。与此同时,设备也逐渐损坏,无法使用。
唐骏自己也成为了压垮小黄狗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9年3月,东莞警方透露,团贷网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立案调查。团贷网负责人唐军已主动投案自首。
2019年6月6日,衍生科技公告称,小黄狗欠各供应商的货款暂时无法正常支付,小黄狗目前有大额应付外债。如果最终无法恢复正常经营并支付款项,则可以启动破产重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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