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显性比较优势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吗？

沉国兵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

内容提要：显性比较优势是中国产品免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吗？ 本文以97起美国对华反倾销案涉案产品样本为基础，介绍了未涉案的395个10%主要贸易产品的扩展样本。 研究表明：（1）对涉案样本的统计分析显示，美国当年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主要集中在中国产品。 美国出口涉案产品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 尽管受到美国反倾销，中国在35起案件中向美国出口产品仍保持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 不过，中国涉案产品有27种。 出口在美国市场失去了强大的明显优势。 (2)扩大样本后，两种方法均证实各影响因素对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概率的影响变小，避免了样本选择的偏差。 相比之下，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贸易逆差是美国ITC产业损害裁决和反倾销令发布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也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直接诱因。 比较优势显现只是影响因素之一，并不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 美国工业生产增速下降、美国失业率上升是其他影响因素，而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显性比较优势、中国产品、美国反倾销

JEL 代码：F13、F14、P33

1.问题提出和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已全面参与和融入世界贸易分工链，在杂品、原材料等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性、技术成熟的工业制造产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材料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 然而，由于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在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方面并未发挥出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而加剧了美国对华持续巨额贸易逆差（沈国兵，2007a）。 美国对华持续巨额贸易逆差，加上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年至2011年，美国对中国（大陆，下同）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07起，实施反倾销措施90项，占全部反倾销的12.5%同期各成员国对华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的比例为14.3%。 ，占美国国外反倾销调查的23.4%，占其国外反倾销措施的29.5%。 那么，比较优势的显现是否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呢？ 这关系到我国外贸发展是否继续坚持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还是寻找其他出路。

从现有文献来看，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包括：一是重点研究美国反倾销宏观影响因素。 Mah（2000）证实，贸易平衡与美国反倾销正面裁决的百分比增加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Knetter和Prusa（2003）指出，进口国经济活动的下降更有可能使国内企业的经营业绩恶化，从而更容易获得损害性裁决。 Irwin（2005）证实，美国每年反倾销事件数量的直接决定因素是失业、汇率、进口渗透率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反倾销法律及其监管机构的变化。 二是重点研究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宏观影响因素。 谢建国(2006)认为，经济因素是美国对华反倾销贸易的主要原因。 其中，美国国内工业产值的波动以及对华贸易逆差使美国反倾销调查的频率显着增加，而中美政治关系的恶化将强化中美关系。 贸易领域的冲突。 沉国兵(2007b)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宏观经济决定因素分为三类：一是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率、失业率等内生经济因素；二是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率、失业率等内生经济因素。 二是中国贸易压力、美元汇率压力等外生经济因素。 以及中国的反倾销报复能力； 第三，美国反倾销法的变化、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潜在变化等制度性因素。

具体到显性比较优势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研究。 Krugman（2001）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导致了国际劳动分工和贸易。 现实中，由于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的差异，各国在出口同类产品时具有不同的显性比较优势。 因此，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发展，往往以产业损害为由发起反倾销起诉。 Jiang和Ellinger(2003)认为，中国的出口一直在快速增长，其低价商品的优势明显影响了竞争力较弱的进口国的国内企业。 这促使美国采取反倾销策略来保护国内产业，防止中国产品占领。 市场份额。 Bown和McCulloch（2005）认为，与未被起诉的行业相比，受到美国反倾销起诉的行业往往具有较低水平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因此，美国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明显比较优势的行业将更有可能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起诉。 然而，USITC（2007）指出，美国检察官必须是美国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商或批发商，与进口产品竞争的实体协会或财团，至少占该行业的25%，支持起诉的家政生产者或工人必须占同类家政工人的50%以上。 据此，从理论上讲，中国向美国出口具有较强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在美国市场造成的进口挤压很容易引发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摩擦。

具体而言，本文以美国对华97起反倾销案涉案产品为例考察其显性比较优势状况，并介绍了中国输美的395种10%主要贸易商品的扩大样本，这些商品分别是：未涉案，探讨是否显露比较优势 受到美国反倾销的是中国产品。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节考察美国97起对华反倾销案涉案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状况。 第三节和第四节基于线性概率模型和GMM模型探讨了显示性比较优势对美国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件的影响。 ，第 5 节给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2. 美国在中国反倾销案涉案产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一个思考

在考察美国对华反倾销产品出口美国市场的显性比较优势时，我们采用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来衡量。 理论上，中国涉案产品出口美国的RCA指数越大，该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出口竞争力越强。 如果该产品显示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累计，很容易引发美国针对中国产品。 反倾销。 事实是什么？ 我们通过测算中国涉案产品出口美国市场的RCA指数来说明这一点。 Balassa（1965，1989）最初提出了RCA指数：

活性炭（两箱）、六聚偏磷酸钠、圆形焊接碳钢管、薄壁矩形钢管、电解二氧化锰、圆形焊接不锈钢加压管、圆形焊接碳钢丝管、柠檬酸盐、特种油管（ 2009年起诉）、混凝土钢绞线、钢格板、窄织带、无缝碳钢丝管、磷酸钠盐和磷酸钾盐。

第四，多数年份，中国涉案产品出口在美国市场劣势明显，但仍遭受美国反倾销。 产品有16类。 具体来说，它们是定长碳钢板、一水肌酸、冷轧碳钢、螺纹钢、计数器扫描仪、热轧碳钢、结构钢梁、冷轧钢材、滚珠轴承、冷冻温水虾罐头和皱纹纸、薄纸、铜版纸（两箱）、PET薄膜、亚硝酸钠。

因此，对涉案产品样本的统计分析表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措施主要集中在中国向美国出口且在国际贸易中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的涉案产品。美国市场。 尽管受到美国反倾销，中国在35起涉案产品向美国出口方面仍保持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 然而，在27起案件中，中国涉案产品出口在美国市场已经失去了强大的显性优势。 我国输美产品存在明显劣势，但仍被美国提起反倾销的案件有16起。 这表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美出口的强大显性比较优势，但却对部分产品对美出口产生了不利的贸易破坏作用。 而且，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并不取决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否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

3. 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并揭示比较优势：线性概率模型分析

对上述97个涉案产品样本的统计分析表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主要针对中国输美产品在美国市场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的涉案产品。 那么显性比较优势就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原因。 诅咒？ 显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涉案97种产品的样本选择存在偏差。 如果引进涉案的产品会怎样？ 为此，我们引入了中国对美出口未受到反倾销的395种主要10%贸易产品，并考虑其他重要影响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考察显示性比较优势对美国出口的影响。 1996年至2010年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问题。

(1)模型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因变量：美国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包括美国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措施。 要知道，如果某种产品j没有受到反倾销措施，美国也会对其发起反倾销调查。 根据美国反倾销规则，美国每五年将对正在进行的产品反倾销令进行一次日落复审。 然而，美国进口商、中国制造商和出口商并未积极参与涉及中国产品的日落复审。 因此，美国针对中国产品的大部分反倾销措施仍然有效。

增加的概率为 0.0176。 因此，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是影响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重要因素之一。

相比之下，扩大样本后动态面板数据一阶差分广义矩法的估计结果与上述固定效应截面加权PCSE法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因此，在引入非涉案产品扩大样本后，两种方法都证实了各种影响因素对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概率的影响明显较小，避免了仅选取涉案产品样本的偏差。案件。 对比各种影响因素，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贸易逆差是美国ITC裁定中国产品是否对美国同类产品造成产业损害以及下达反倾销令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这也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的直接诱因。 中国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是导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影响因素之一，但这并不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祸根。 同期，美国工业生产增速下降和美国失业率上升带来的国内宏观经济压力是导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另一个因素。 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也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97起美国对华反倾销案涉案产品样本为基础，引入未涉案的395个前十百分位主要贸易产品的扩大样本，探讨显性比较优势是否是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的魔咒。美国反倾销。 结论和政策建议是：

1、对涉案产品样本的统计分析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涉案产品绝大多数在反倾销当年出口到美国，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美国市场。 尽管受到美国反倾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涉案35种产品仍保持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 然而，在27起案件中，中国涉案产品在美国市场失去了强大的主导优势。 中国输美产品存在明显劣势，但仍遭到美国反倾销起诉的案件有16起。 相应地，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美出口的强大显性比较优势，但却对部分产品对美出口产生了不利的贸易破坏作用。 而且，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并不取决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否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 据此，中国可以采取出口带动进口、进口促进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 中方可以根据自身产业和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调整现有的外贸结构和外贸方向，扩大和抵消涉案产品在美国减少的市场。 分享。

2、扩大样本后，动态面板一阶差分GMM估计的结果与固定效应PCSE方法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 两种方法都证实，扩大样本后，各种影响因素对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概率的影响明显较小，避免了仅选取涉案产品样本的偏差。 综合各种因素来看，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贸易逆差是美国ITC做出产业损害裁决和发布反倾销令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这也是美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的直接诱因。 中国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是影响因素之一，并不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 美国工业生产增速下降和美国失业率上升带来的国内宏观经济压力是另一个影响因素。 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也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重要因素。

相应地，中美互补贸易结构形成的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决定了中美之间的反倾销摩擦是正常和自然的，中国仍将面临大量反倾销案例。 我国商务部门和工业企业需要建立制度化、程序化的反倾销应诉和起诉制度，以应对美欧金融危机带来的非常规影响。 中国可以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和多边磋商为出口商提供一定的救济。 在明确明显比较优势不是中国产品遭遇美国反倾销的魔咒后，主张中国未来十年的外贸发展战略仍需立足自身资源和要素禀赋，充分发挥省份劳动密集型、资源禀赋型产业的优势。 技术成熟等制造业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实现了国内各省份之间产业分工的梯度转移。 同时，要融入国际分工，通过一些发达省市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努力培育和增强我国外贸发展的竞争优势，平衡内需和内需。外部发展。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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