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为我党赚钱的人：华润集团的诞生史及旗下多元化产品

来源|蓝钻物语（ID：lanzuangushi）

发布 | 许愿说 (ID:xuranshuo)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就是建国前给我们党赚钱的人。

这个群体受到的关注较少，但是在我们党的早期历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群人早年开了很多店铺，做了很多生意，其中有一家至今还存在，是一家业务涉及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多元化巨型企业，就是华润集团。

如果你对“华润集团”这四个字不熟悉，你听说过或者喝过怡宝纯净水吗？

没有？雪花啤酒呢？东阿阿胶、蓝剑啤酒、双河药业、万象城、太平洋咖啡，还是最常见的华润万家超市？

没错，都是华润集团的产品。

今天我就结合华润诞生的历史来聊聊这群特殊的“商人”。

隐藏在城市中

1948年12月底，卢绪章结束香港工作，乘苏联货轮“阿尔丹”号返回解放区大连，与其同船返程参加政协会议的章乃器见到他，惊讶地问：“咦，这不是卢总经理吗？”

后来，陆又以上海市长陈毅亲信的身份公开露面，再次引起轰动。大批商界人士，甚至一些上海地下党员给陈毅市长发来加急信：“他是中共中央书记陈果夫的亲信，中央调查局、军事调查局都到他家里做客，请组织上查清他的底细……”

陆绪章

那些发急信表达关切的人没有错，卢绪章的确和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富豪资本家。

在重庆和上海，他创办的光大华兴银行很有名气，股东中包括国民党高级官员。

众所周知，陆绪章与蒋介石贴身事务专员施公猛、军情局局长梁若杰、民航检查站站长闫少白等都有密切的交往。

1947年初，经施公猛介绍，鲁迅结识了陈果夫，从此成为陈果夫的心腹，并为其经营一家利润丰厚的制药厂（陈果夫任董事长，鲁迅任总经理）。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卢绪章怎么会突然成为我党高度重视的干部呢？

事实上，大部分中行员工，甚至卢的最亲近的家人，都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但事实是，卢某确实是个红色商人，只是穿了件白大褂。

陆绪章，本名陆峙之，191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经营米店的小商人家庭，14岁到上海学商，少年时爱国进步，后与友人合办小生意，名为光大银行，为教会医院及外地客户办理医药邮购业务，有点类似现在的代购。但经营不善，不到半年就夭折了。

后来他们将光大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并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增加了邮政服务，这一次他们成功了。

1937年，卢绪章经上海地下党员杨浩鲁的考察和介绍加入了我党。

组织命令他留在被日军包围占领的“孤岛”上海，以合法商人的身份继续经营光大华航银行，同时办起一个叫华联同乐会的合法组织，秘密组织募捐，支援抗战。

至1939年，华莲同乐会已发展到会员一万余人，陆绪章的杰出工作受到该组织的重视。

1940年夏，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亲自接见了他，并给他作出指示，要他不要暴露党员身份，留在上海做资本家，其中有几点要点：

“领导人必须是单线领导，不与其他同类组织或人员有任何横向关系；必须是社会化、专业化，即必须有正当合法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不得与其他左派人士交往；不得向家人甚至妻子透露自己的身份；必须广泛结交朋友，特别是与国民党高级官员交往。”

就这样，多年以来，光大华兴为我党赚钱，兑换法币，运送药品和物资，担任地下党员的联络站，忙碌而不失为任何人察觉的事情。

一天晚上，卢绪章让妻子毛美英帮忙把一批支援八路军前线部队的药品装上卡车。

妻子不解地问：“你卖药做生意，干嘛要半夜去？还让总经理亲自去装车，你……你是共产党员吗？”

陆先生看着妻子，严肃地说：“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花了很多钱买了我的药，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卖呢？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说了很危险的。”

因此，直到1948年，卢绪章的家人才和许多人一样，得知了卢绪章的真实身份。

自1937年至1948年8月，光大华兴为党组织筹集资金，赚取利润近400万美元。

1950年，光大华兴与另一家红色企业合并，从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家红色企业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华润。

小店主

华润和光大银行不一样，它从一开始就是党资。

其创始人为杨连安先生，又名杨林，原名秦邦礼，1908年生于无锡。

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但如果提到他弟弟秦邦宪，又名博古，大家就都知道他了。

他年轻时和陆绪章一样是个爱国进步青年，年纪轻轻就到上海学做生意，在小店当过店员，学会了记账、办店。

1931年，杨谨伦正式投身革命工作，并于同年秋天正式入党。他投身革命工作的契机十分特殊，是在革命事业陷入危机之际被任命的。

这一年，上海中央特务处因顾顺章被捕叛变而遭受严重打击，大批特务处人员被揭发被捕，周恩来紧急调动驻地并设立有关机构。

5月，中央特委改组，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云接替周恩来出任新一任特委主任。需要一个身份不被暴露的新人。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博古，把他的弟弟介绍给了陈云。

从此，秦邦利改名杨连安，接过组织上交给他的两根金条，开始了他作为秘密红色商人的革命生涯。陈云主要给了他两个任务：开商店、建运输站。

当时在上海租房需要“报富店”，开个小店可以给革命组织和个人“担保”，有时还可以作为地下党员开会、提供后勤补给的场所。

那时候开这样的小店，一般利润不高，有时候甚至还要亏本。

杨连安颇有本事，他先开了一家米店，把无锡的大米卖到上海，很快就赚了钱。

随后，他用赚来的钱开了家具木器店，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开了堂坊、杂货店、文具店、烟纸店等店铺，店铺一家接一家，利润倍增，个个生意兴隆，实现了商业与革命的双丰收。

但这种工作很辛苦，也很危险，必须小心谨慎，一旦身份暴露，随时都有可能被抓、被杀。

1933年初，上海临时中央调部分机构和人员到江西，博古、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分批赴苏区。

为了护送这些干部，杨连安多次往返于上海、汕头和苏区之间，有时扮成商人，有时则乔装成当地百姓。

护送陈云、博古到永定县时，遭遇千余国民党军围剿，当地联络员卓雄与两名同伴将敌军引开，才救了博古、陈云二人脱离险境，这是一次极其惊险的经历。

1933年3月，陈赓被捕，押往南京。

蒋介石亲自审问陈水扁，称其为自己的“救命恩人”，并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劝陈水扁投降归顺，但陈水扁宁死不从。

被宋庆龄所救后，蒋介石无奈，只好释放了陈赓。

杨连安的“小店主”生涯一直持续到1935年秋，其间，他共营救、护送党员干部200余人。

从始至终，他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暴露过，关键是他彻底解开了商业密码，为他后来创办华润提供了便利。

后来他离开自己经营的商店，陪同陈云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1937年春夏之交，他回到上海再次开店，但8月31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他被迫卖掉店铺，迁往延安。

联合银行

凭借着做生意的诀窍，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延安讲授过一段时间马列主义课程的杨连安再次被我党充分重用，被派往香港“八办”工作。

香港的“八办”颇为特殊，因为当时香港在英国人手里，周恩来专门和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谈判才获得，而毛泽东则亲自指派拥有海外资源的廖承志筹办、主持。

由于英国人担心国民党指责其偏袒共产党，香港“八办”便以茶叶生意的名义注册，名为“月华茶叶公司”，与何香凝（廖承志的母亲，原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之妻）、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同名，人员相同。

保卫中国同盟会员合影，右一为廖承志

它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特点和何香凝、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国民党高级官员等筹集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款物。

也是东江游击队的组织者。

香港沦陷时，香港“八办”成功营救并护送800名文化名人到内地，成为当时传颂的佳话。

毛泽东表示，八路军每个团至少要配备一台电台。宋庆龄随即在香港购置了大批军用电台。1939年，八路军护国同盟还出资，委托西北生产了10万件棉衣，送往西安“八办”。1938年至1941年间，共有30多辆卡车、500万美元资金、120吨药品经香港运往延安。

为了筹集善款和物资，廖承志、宋庆龄等人不得不借助个人的影响，有时甚至要举办义演、拍卖等，因而必须公开其身份，风险不可避免。

1939年，香港“八办”遭港英警察查封，拘捕五人，原因是日本人来港与英人谈判，英方表现出让步的姿态，宋庆龄公开发表讲话，批评英方向法西斯投降，激怒港英政府。

因此，从安全考虑，与公开募捐不同，捐赠物资和款项的保管、运输必须绝对保密，以免沿途受到各类特务、军阀、地痞和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干扰。

为此，香港“八办”和“保材联盟”成立了一个具有法人地位的秘密贸易组织，专门负责物资的储存和运输，这就是“联合行”，负责人是杨连安，名字取自他名字“连安”的无锡读音。

联合行是华润集团的前身，当然，距离成为真正的华润集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初，联合银行规模很小，启动资金仅有两三万港币，工作人员仅有杨连安和另外两名职员。

联合银行成立后，除运送“八办”收集的物资外，还有两件事要做：一是为八路军、新四军购置西药、无线电设备和运输器材；二是每次回大陆时，把重庆、西安、武汉等地“八办”收集的外币带到香港，兑换成国币，汇回国内。

从这三个任务可以看出，华润的前身联合银行最初并不具备盈利或者赚取利润的职能，至少那不是它的主要目的。

1938年广州沦陷前，联合银行从香港运送物资到内地比较方便。

但广州失守后，道路变得难以通行，起初改道为广西的桂林—贵阳—重庆，后来广西不安全，就改道为越南的河内—镇海关—南宁—贵阳，后来越南也不通了，就改道走缅甸运输线，经缅甸进入云南—贵州—重庆，这就是著名的云缅运输线。

可以想象这份工作有多辛苦，每次出差都很累，更别提长途旅行了。

工作如此忙碌，儒雅的杨连安也很难保持老板的风范，看上去更像一个搬运工。

当时，杨连安一家过着平凡的生活。时任上海“八办”秘书长的刘绍文到香港看过杨连安和联合银行的账目后，说：“杨连安的账目很清楚，一家人很节俭，租住的房子很小，三代人挤在一个小单位里，每晚沙发都能当床用。”

杨连安继续在联合银行工作，直至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

直到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它才开始盈利，并发展成为大型企业集团。

滋养中国

1946年8月，杨连安（此时已改名杨林）来到上海会见周恩来，准备接受组织安排的新工作。

他很兴奋，但也有点紧张。

1941年香港沦陷后，他被迫停止香港联合银行的工作，前往广州、香港、桂林、梧州等地。

在这五年间，他以联合银行的名义继续做些生意。虽然在日军查封桂林银行时，他损失惨重，但当他见到周恩来时，手里仍有近千万元的货物——当时法币还没有贬值。由此可见他在商业上的天赋。

一见面，周恩来就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了杨连安，并询问他的家人情况。

可他才说了几句话，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下来。

香港沦陷时，他除协助“八办”安置文化民主人士外，还负责将联合银行的资产取出、转移。

但他自己的家人也是难民，无力照顾，全靠妻子王静雅一个人扛着两个筐子，一个装孩子，一个装生活用品，还要赡养小脚婆婆，一路逃到广东湛江。

后来杨氏在各地做生意，生意繁忙，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再次见到他们。

令他更加痛苦的是，四个月前，他的大哥博古与叶挺、王若飞等人从重庆乘飞机飞往延安，在途经山西黑岔山时因飞机失事不幸身亡。

他的老母亲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因为自从1933年博古从上海搬到瑞金之后，两人就没有见过面。

1946年面临的新任务，对于周恩来来说，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

由于国共两党和谈濒临破裂，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必然导致血腥风暴和惨重的人员伤亡。

身为党的领导人，他必须未雨绸缪，为即将来临的全面内战做好充分准备，包括将那些还在南京、上海等地工作、谈判的中共组织和人员迁往安置，寻找新的大城市进行合法联络。

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找到新的赚钱方法，为人员的调动和安置以及未来的战争提供取之不尽的“燃料”，否则，难以抵抗拥有财力优势和美国支持的国民党。

杨连安此次来上海面临的新任务，并不比以往轻松。

周恩来让他发挥自己在贸易管理方面的特长，利用身份不公开的优势，回香港继续办联合银行，开辟国内外贸易和物资运输线，培训外贸干部，顺便赚点钱。同时安排把上海、南京办事处的人员调往香港，给他们安排工作，能教书的就教书，能办报纸的就办报纸，自己隐蔽着。

于是，杨连安不久后就返回香港，将联合行的名字改为“联合行进出口公司”，然而此时的公司里只有他和黄美贤以及一名会计三个人，孤身一人。

而真正扭转局势，让这个小商社变成大企业的，是杨连安的幕后老板、直接上司钱志光。

钱志光出生于1900年，比杨连安年长，也更早参加革命、入党。

他也是我党内最早分管贸易、经济、物资、财政的干部之一，在长征期间负责征集粮食和后勤保障工作。

他最著名的身份是“纺织工业的奠基人”、建国后第一任轻工业部部长。

金钱之光

其实钱先生还有一个更加传奇的身份，那就是他早年曾任中央苏区外贸总局局长。

任内，他制定外贸条例，培养外贸干部，建立外贸机构，成功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阴谋。

有意思的是，钱志光后来担任首任董事长的华润，也是一家以突破经济封锁而闻名的公司，在特殊时期，还担任对外贸易部的角色。

1946年11月，国共谈判破裂后，我党逐步撤离南京、上海。

中央委派有苏区对外贸易经验的钱志光去香港“发展海外经济关系”。

自1947年2月至1948年8月正式启程起，中央共给他发了6封电报，催促他尽早去香港。

但钱先生并没有立即去香港，因为去之前他已经花了很多精力进行部署。

他的部署现在看来非常高明：以杨连安控制的香港联合银行为基础，发展香港与内地的进出口贸易，把东北、华北我军控制区的农产品，包括大豆、猪鬃、皮毛等卖到香港，再从香港购买解放区所需的药品、钞票、医疗器械、军用钢材等，互通有无，形成可持续的经贸往来。

但要做好这件事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直到1947年11月，香港与东北才首次正式进行贸易。

这条贸易专线开通后，联合行就忙碌起来，仅仅一个贸易行程，公司就从3个人发展到20多人。

1947年，“联合进出口公司”改名为“华润公司”。

他解释道：“华”代表中华民族，“润”是毛润之名字的中间字，意为滋养中华。当时公司全体员工鼓掌赞成，英文名确定为“China Resources”，由杨连安的第二任妻子黄梅仙起草。

从此，华润公司正式诞生。

1948年后，原在上海的光大华航迁往香港，后与华润合并，同时，香港所有党营商店及贸易公司亦并入华润。

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