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四个儿子：命运多舛，各有各的不幸

一

奶奶是个苦命的女人，生了四个儿子，可他们都没能和她分担生活的重担，二儿子十几年前出车祸死了，三儿子坐牢，出狱后也不好好干活，游手好闲，四儿子整天沉迷酒色，说话舌头都在发抖。

父亲是她的长子，是个很呆板的人，总是剃着光头，穿着深色衣服，整天坐在藤椅上。

但就是这样一个愚钝的人，在学生时代竟然“强奸”了一名女同学。

现在看来，当年的“强奸”，更多是男女朋友之间“两厢情愿”的关系。但在上世纪80年代，男方自然被认定为犯罪分子——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一场为期三年的“严打”风暴席卷全国。这期间发生过很多荒唐事：四川泸州一名王姓青年因打赌当街强吻一名女孩，被枪杀；广西一名男子因偷看女孩洗澡被判重刑；据说，就连打扑克，也会被抓。

幸运的是，父亲没有被以“流氓罪”送进公安机关，而爷爷奶奶用尽所有积蓄才与女孩家人达成和解。

私了之后，父亲也羞愧难当，没法再继续上学。学校无法容忍这样的耻辱，找了个理由把还在读高中的父亲开除了。刚成年的父亲受不了邻居们的指指点点，为了躲避，就逃到乡下去了。据说，那几年，父亲干着晾面、杀猪的活，认识了一些农村里的伙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他的打工伙伴。

农村不是天堂，时不时传来“严打”的消息，到处都是不好的言论，父亲只能像打游击一样打，过一段时间就换地方，那些年，他一次也没回过家。

父亲去世后，谣言就针对我的爷爷奶奶和他的几个兄弟。我的爷爷是朝鲜战场上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战士，我的奶奶在文革期间也被划为“黑五类”之一。他们还能应付谣言，但我父亲的几个弟弟们却无法容忍。

兄弟俩对父亲充满抱怨和仇恨。如果父亲没有出事，他们的生活本可以更好。出事后，一家人的境况越来越糟，他们也怪祖父母偏心。

镇压结束后，父亲回到了县里。或许是为了弥补三年漂泊的艰辛，或许是为了让他振作起来，从不求人帮助的爷爷找到县里的领导，请他们以他老革命的身份给我父亲介绍工作。就这样，我父亲被安排在县物资局当仓库保管员。

二

回县里工作没多久，爸爸和妈妈就在我奶奶和外婆的撮合下结婚了。说是撮合，其实几乎是包办的——妈妈家里穷，为了贴补家用，外婆就到外婆家当保姆。见了几次面，两家人就成了朋友。其实外婆家也不富裕，不过外公是国家公务员，总比普通人家好。

我妈是典型的四川女人，干活儿快，吃苦耐劳，初中毕业就进了鞋厂，打版、缝纫样样精通。奶奶打心底里喜欢我妈，总夸她能干、孝顺，说她是最适合当儿媳的人选。

母亲因为知道父亲的“劣迹”，对他充满鄙视，新婚之夜拒绝与他同寝，婚后，性格迥异的两个人矛盾不断。

我出生后，家里就拮据起来。母亲看到做钢铁生意能赚钱，就借了别人的店铺来卖钢铁。父亲认为开店不是正经事，连看店这个小事都不愿意分给母亲。他觉得和顾客聊天，对于他这种“有正经事”的人来说，太丢人了。母亲长得漂亮，在公众场合，难免会引来男人多看几眼。父亲听到一些闲话，就会不明所以地质问母亲。两人为此吵了无数次架，原本就不多的感情也渐渐消失了。

就像一扇破裂的窗户，无法修补，而是会不可逆转地破碎。我父亲和同事出差时，被当地派出所抓捕遣送回来，理由是“卖淫”！

整个镇子一片哗然，我妈受了莫大的羞辱，她再也忍受不了现在的“混蛋”和我过去的恶行，借钱交了300元罚款后，向法院申请离婚。办完手续后，我妈马上去派出所给我改了名字，让我跟她姓——我想，我妈是真的恨我爸到了极点，对他一点怜悯都没有。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提起我父亲的时候总是咬牙切齿：“他根本不是你的父亲，他是一个烂男人，他根本就不像一个父亲……”母亲不止一次地说，等我十八岁的时候，她要把当年的法院判决书给我看，让我看看我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受母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很怕见到父亲，一方面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另一方面更怕惹母亲生气。母亲是个女强人，离婚后就带着我一个人生活，先是在纺织厂上班，后来借钱开了布料店，再后来做起了服装生意，我们家条件慢慢好了起来。

小时候，母亲是我唯一的依靠，我能做的就是听她的话，不惹她生气。但县城太小，有时难免会在街上碰到父亲。每次碰到他，我的脑海里就会自动闪过“不认识他”、“别叫他爸爸”之类的话。我不知所措，干脆扭过脸，假装没看到他。

三

90年代中期，物资局撤销，父亲失业，后来父亲再婚，继母是银行柜员，家里的家务基本都是父亲包揽，买菜、做饭、洗衣服。

可惜这段婚姻没维持多久。据说主要原因是我父亲没有收入，全靠继母的工资维持温饱。在小镇，这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一个成年男人怎么可能花女人的钱？后来，继母被查出得了肿瘤，需要支付一大笔医疗费，而我父亲没钱。

父亲的木讷也加剧了这段婚姻的破裂。继母的女儿读高中时，因为成绩太差，不得不交一大笔择校费，只能被分到一个很差的班级。继母打听到一个学校领导是我父亲的同学，想找我父亲替他说情。我父亲一直拒绝，最后见到了同学，还是说不出话来。

回家后继母问起他这件事时，父亲只是说了一句：“都这么久了，谁能相认呢？”现在想想，也许父亲只是觉得不好意思，说不出话来，但在继母的眼里，父亲就是不够爱他们，不愿意和他们过上好日子。

父亲再也没有和老朋友来往。他一直活在“强奸”事件的阴影下。在那件事发生之前，他是学校里的佼佼者——他出生于军队干部家庭，眉清目秀，成绩优异，1.8米的身高在普遍身材矮小的四川男生中格外引人注目。后来，每当有人说他的同学升了官或者发了财，他都只是笑而不语。他交往最多的人，还是在农村认识的朋友。

父亲第二次离婚后，在别人眼里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母亲知道他的情况后，经常在我面前讽刺他：你看，有些人连吃鸡巴都吃不下，离婚才是正确的选择。

其实父亲也努力振作起来，开了家小餐馆、小舞厅，但没能坚持多久，在经营小餐馆的时候，合伙人就把账面上的一万块钱拿走了。

两次失败的婚姻，几次生意上的挫折，让父亲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邻居们也传出他负债累累的传闻，他在县城里越来越丢脸，越来越害怕被人嫌弃。

有一次，奶奶带回来一则招聘广告，说县城里新盖了几家工厂，在招人，希望父亲去试试。父亲看了一下说自己年纪太大，不符合招工要求，然后又说自己没有相关经验，肯定不行。奶奶语重心长地劝说他：去试试吧，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但不管奶奶怎么劝说，父亲还是不肯去。

四

从高中开始，我就很少在县城见过父亲。奶奶告诉我，他去外地打工了，只有过年才回来。每次回来，他总会给我不少于500元的压岁钱，还会给我买零食。

有一年，他给我送了一盒营养快线。那是2005年，营养快线刚上市的时候，小县城买不到这种饮料。他说，现在大城市里都流行这种饮料了。还有一年，他给我送了两包优哈牌奶糖，这也是小县城买不到的稀罕物。

大城市的新奇感给了父亲充足的话题。比如，他说去天安门要坐地铁一号线，去天府广场要坐64路公交车……每次听他说这些，我都觉得无聊透顶，恨不得立刻打断他。但即便是这样的话题，他也不会说很久，说完之后，又恢复了往常的沉默。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他曾经生活过的成都读大学。他跟我聊起成都，还是说着那些最广为人知、最没用的常识，比如“去莲花池买东西，去新南门坐公交车回家最快，北站最不安全”。他没有体会过大城市的繁华，或许只有记住一些标志性的东西，才能证明自己曾经在这座城市呆过——而这些，成了他唯一的话题。

每年过年回家，总有熟人热情地向父亲打招呼：“李老板，今年你挣到什么钱了？”“李老板，今年忙什么呢？”……父亲听到这些，也不拒绝，还为他们点了根烟。我感觉，父亲很喜欢被叫“老板”的感觉，尽管这句表面的赞美背后，很可能是一副鄙视的神情。

大学毕业后，我到重庆当兵。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他也在重庆，希望周末见面。这次见面，是我第一次知道他在外面的生活状况——市中心一栋简陋的楼房里，十几个工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上下铺，有个巨大的电饭锅在煮饭。

父亲说，这是他打工期间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在市中心，有电梯，还有人给他做饭，他以前住的是棚子。语气里没有一丝尴尬，甚至还有点自豪。这时我才意识到，父亲根本不是一个老板，他可能是我在火车站看到的那个拎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也可能是夏天睡在马路上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现在想想，或许只有在异乡，在几乎没人认识他的城市，他才能活得轻松些。在小县城，大家都很熟悉他，他那段尴尬的过往就像一道显眼的伤疤一样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只有在外面的世界，他才能感觉到一丝优越感——哪怕只是比别人多知道几条公交线路。

奶奶说，你爸爸要是不出什么事，那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五

2011年底，父亲突然回家，说工程做完了，回来休息一段时间。奶奶发现父亲吃饭时脸色怪怪的，便问他是不是疼，催他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结肠癌中晚期。

奶奶气得浑身发抖，心痛地骂道：“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生出这样的儿子，疼了都不知道嘟嘟嘴，只知道忍，这让他怎么忍得住？”

我理解父亲这样做的原因。爷爷脑溢血后，家里的重担全部落在奶奶身上。两个弟弟一天都没干活，是纯粹的“寄生虫”，根本靠不住。父亲是家里唯一让奶奶省心的儿子，不管多少钱，每逢过年总会带点钱回来。不想依赖父母，又对过去耿耿于怀，父亲不愿在家干活，宁愿去工地，露宿街头。他舍不得花钱，生病了也忍着。但有些病，不是忍几天就能好的。

不久，父亲就做了手术，奶奶说，他简直是从死亡线上被救回来了。

退休后我回家看父亲，他除了瘦了点，黑了点，好像没什么变化。我劝他别出去了，在家休养就好。爷爷奶奶有退休金，不用挨饿。我也有工作，每个月可以给他零花钱。健康平安比什么都重要。我还没说完，父亲就打断我说我不懂。还说手术很成功，肠子癌变的部分切除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再说重庆的老板还欠他一个月的工资。

父亲一生中总想做点什么来扭转不利的局面，但命运是残酷的，并不在意这些小小的想法。

2012年4月，父亲再次去了重庆，但不到两个月就回来了，癌细胞已经扩散，立刻被转入市医院。直到接到主治医生的电话，我才知道父亲第二次住院了。医生让我赶紧签个文件。癌症治疗需要放疗，但父亲不愿意，一来放疗一次要一万多元，二来他当时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承受不了放疗的副作用。医生让家属签个文件，确认不是医院不愿意救他，而是病人自己主动放弃的。

我赶紧去了医院，医生说他们已经多次劝我爸给我打电话了，总说家里情况复杂，女儿刚参加工作，工作忙，工资低。

没过多久，父亲癌细胞加重，欠了一万多元治疗费。市医院不愿意继续治疗，给了两个选择：转回县医院或者转回省级医院。我和奶奶商量了一下，决定转回县医院。转院当天，一向坚强的奶奶哭着问医生：“花了那么多钱，钱没了也就算了，为什么病人还是治不好？”

奶奶用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父亲治病，我也把我的军队退役金给了父亲，但这笔钱对于父亲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六

父亲生命的最后半个月是在县医院度过的，靠着营养液维持生命。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基本都在睡觉，偶尔醒过来，也只是问我工作怎么样，让我别来得太频繁，工作更重要。

后来，父亲的肠子穿孔了，肚脐附近每天都流出黄色的液体，人也瘦得皮包骨。

母亲好像不再那么恨他了，还陪我去看过他一次。父亲看到母亲，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母亲把两千块钱塞到他手里，让他别想太多，好好治病——其实他们俩都知道，时间不多了。母亲说，我帮你办了政府低保，一个月三百块，医保也帮你办了。比例不高，但聊胜于无。父亲一如既往地木然地“嗯”了一声。

二十年后，一家三口再次相聚，大家都有些拘谨。或许是因为气氛有些尴尬，话题很快转移到我身上。父亲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母亲打断他的话：“这些事情你不用操心，我自己的女儿我都知道怎么照顾。”父亲觉得不好意思，便不再说话，只是让我们从抽屉里拿点水果和牛奶。

沉默了几分钟后，母亲说她有事要办。父亲想起身送我们，但母亲拒绝了。

出院后，母亲向我诉苦：这么多年，他的性格一点都没变，还是和以前一样，沉默寡言。“他以为我帮他办低保、办社保，真的是为了他吗？我都是为了你，要不是你，他死了我都不会来看他。”二十多年的仇恨会淡一些，但不会消失。

2012年9月9日，父亲去世。得知父亲病危，我打车从外地赶回家，却没能见他最后一面。父亲临终之际，始终不肯闭上双眼，等着我回去见他。

父亲在世时，很舍不得花奶奶微薄的退休金，但奶奶还是尽力让他活下去。安葬父亲后，奶奶坐在书桌前整理父亲的遗物，喃喃地对我说：“俊儿走了，我生他好不容易，那天下了大雪，他出生时才三斤多一点，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养大，可惜我们母子感情太浅薄了。”

父亲去世后，我去了北京，他说坐一号线可以到天安门。每次坐一号线，看到那些操着外国口音、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我就会想起他。

我帮他签放弃治疗协议的时候，看到他的病历，亲属那一栏，他只填了我的姓名和电话，关系：父女，名字：李玲丝。

这是他给我起的名字。

作者李凌思是一名退役军人，现担任某网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