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钢铁工业从这里起步：鞍钢的 70 年沧桑巨变与国家力量

新华社沈阳7月9日电 题：一部波澜壮阔的钢铁史诗——鞍钢集团70年与共和国风雨同舟

新华社记者

新中国的钢铁工业从这里起步。

70年前，她在千疮百孔中恢复建设，成为国家建设的铁脊梁，点燃了全民族摆脱贫困的希望。

共和国的经济增长在这里得到见证。

70年来，她虽历经曲折，但仍发生了巨大变化，体现了由农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的不懈追求。

从举国上下支援鞍钢复工复产，到鞍钢支援国家建设；从改革开放后的奋起直追，到新时代踏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翻开这位共和国“工业巨擘”的奋斗长卷，里面有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也有国家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废墟中迅速站起来，为了祖国发展的需要，为了人民当家作主

如今，这艘巨型“钢铁航母”拥有近4000万吨钢铁产能，跻身世界500强，然而70年前，它在一片废墟中起航。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

一个月后，当40岁的李大章带着中共东北局的调令踏进鞍钢厂时，他被工厂的破败状​​况所震惊。

“铁水在高炉里凝固，厂里的设备也不齐全。”李大章的儿子李晓东至今还能体会到父亲担任鞍钢第一任经理时所面临的困难。

当时，全国每年的钢产量不到10万吨，不足以制造每家每户的菜刀。

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党中央要求鞍钢迅速复工。修复高炉的材料和工具极其匮乏，老工人孟泰挺身而出，带领工友们在冰天雪地里挖机捡零件。高炉修复期间，他吃饭睡觉都在厂里。

这位新中国第一代优秀劳动模范，少年时逃过饥荒，青年时给日本人扛煤，经常挨打挨饿，颠沛流离了半生。当解放军进驻鞍山市，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时，他终于在50多岁时找到了自己的“家”。

“跟着共产党走，挨打也不回头”——孟泰的这句话，感动了工人们的心。厂里发动工人捐献设备，上千名工人络绎不绝，肩扛设备、扛扁担、推车，队伍从厂区绵延到几里地。

仅仅半年多时间，这里就产出了第一批铁水和钢水。1949年7月9日，鞍钢公司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专门送来贺电，鼓励鞍钢“为工业中国而奋斗”。

曾经在钢铁厂废墟上断言“只能种高粱”的日本专家感叹，从来都是个人把东西带回家，根本没有往厂里送东西这回事，“共产党真厉害！”

当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政权后，工业化就成为新中国的必然追求，而钢铁工业无疑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

1950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全国支援鞍钢的号召，全国各地近两万名干部、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和各类技术工人赶来支援，其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有500多人，被形象地称为“五百罗汉”。

谭福润今年91岁，是“五百罗汉”之一。

“我当时在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办公室就在西湖边，景色宜人。大家都知道，工业战线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这位参加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老人说，“我不能‘固步自封’，我要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

集中力量办大事，人人都能移山倒海。“一五”期间，鞍钢产量很快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份，年产钢、钢铁制品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1953年12月，鞍钢“三大工程”——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七号高炉建成投产。毛主席专门发来贺信，称赞这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的一件大事”。

“短短几年时间，鞍钢集团就从废墟中站起来，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起步提供了有力支撑。”鞍钢集团离退休干部徐家强说，这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胜利，也给全国人民传递了信心和力量。

“全国支持鞍钢复工”，就是“鞍钢支援全国建设”，各地钢铁基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日益雄厚。

1964年，国家开展“三线建设”，指定鞍钢援建贵州水钢。今年93岁的杜洪文就是援建人员之一，他抛下妻子和三个女儿，在鞍钢机器修配厂工作，一干就是15年。

报名时，老人第一个举手：“毛主席说，三线建设不好，他就睡不着觉。到水钢去，光荣啊！”

荣耀的背后是牺牲。杜洪文的大女儿杜丽娜清楚地记得，那些年，母亲哄三个姐姐睡觉的时候，她常常打开手电筒，反复读着父亲写来的充满思念的信。整张被子都随着母亲的抽泣声颤抖着……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鞍钢已向各地输送12.5万名钢铁建设人才，援建了包钢、武钢、攀钢、水钢等10余家国有大型钢铁企业。“鞍钢就像一只老母鸡，在全国各地下蛋。”原冶金工业部部长李东冶说。

我们力争自力更生，满足市场需求，保持领先地位

当国家开始打破大一统的计划体制时，“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感受到了压力。

经过30年超负荷运行，鞍钢已显露出疲态：炼铁高炉经常“开炉”，多次大修；炼钢平炉内黑烟滚滚，令人呼吸困难……

一五期间，创新能手王崇伦发明了“万能工具轮胎”，使生产效率提高了6至7倍，用一年时间完成了4年多的工作，被誉为“走在时代前列的人”。

此后，鞍钢发动群众，鼓励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在文件上题词：“……在远东和中国出现了鞍山宪法……”鞍钢探索出的大规模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在全国工业企业中得到广泛推广。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无力大规模投入改造老企业。“憋尿能憋死活人吗？国家资金紧张，我们自己筹钱；买不起新设备，就买旧设备。”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鞍钢人感慨万千。

当时，国内还没有专业的厚板厂，鞍钢看准机会，向员工集资1.2亿元，建了一条二手生产线，正是这种独特的胆识和眼光，成就了公司最赚钱的项目。

鞍钢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新任鞍钢总经理刘杰有些着急，“再不改革，鞍钢就变成一堆废铜烂铁了！”

“九五”期间启动的大规模技术改造给鞍钢带来了转折，在资金匮乏、生产不稳定的压力下，鞍钢率先进行技术改造，努力实现“起点高、投入少、产出快、效益高”，为一批老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开辟了一条新路。

“别人都从国外进口整套设备，我们只购买关键部件，能自己做的东西，从不依赖国外。”曾任鞍钢技改部部长的王明仁说，仅一条1780热轧生产线，我们就节约成本近40亿元，创造了同类项目建设工期最短、总投资最低两个“行业第一”。

东部改造老厂区、西部建设新区、在渤海湾之滨打造世界先进的精品钢材基地……进入21世纪，老鞍钢集团焕然一新，以崭新的面貌应对市场对装备技术和产品质量的更高要求。

鞍钢人毫不气馁、不服输，再次站在了国家改革发展的前列。

烈火中的自我革命，符合时代需要，也符合国企气质

轧制一根无缝钢管需要经过加热、穿孔、连轧、定径、矫直、切割等工序。在鞍山无缝钢管厂，“金鑫突击队”创造了该集团最低用工纪录，仅用工22人。

这一纪录的创造，始于鞍钢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

自2010年与攀钢联合重组以来，鞍钢生产基地遍布辽宁、四川、广东等地，成为跨区域的特大型集团。

此时，中国钢铁业早已告别短缺经济，钢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但从“钢铁大国”到“钢铁强国”的攀升之路却坎坷而曲折。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内钢铁行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寒冬”，鞍钢集团也连续五年亏损。这个曾经肩负国家荣耀的老国企，是如何浴火重生的？敢于自我改革的鞍钢人，没有等待，没有依靠，而是苦练内功。

2017年年底，在成都市青白江区，记者走进已关闭的攀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看到这样的场景：偌大的厂房里空无一人，等待拆除的轧机冷冷地矗立着。

最后一位留下的经理张虎坚定地说：“我们生产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要断臂求生，1.5万名员工虽然舍不得走，但也只好含泪撤退。”

除了淘汰落后产能，鞍钢还清退劳动就业、关停无利润生产线、处置“僵尸企业”……在企业由“负重前行”转向“微活化”的同时，鞍钢努力摆脱利润受钢价影响的尴尬，谋求由“一钢独大”向“多元产业”迈进。

在鞍山德林陆港钢铁电商物流园，大型设备正将钢卷吊上货车。客户可以通过手机APP下达发货指令，实时了解货物状态。物流园负责人王峰说，以前客户需要我们帮忙，现在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

“与以往改革相比，这次改革的广度、深度、阵痛，给十多万鞍钢职工留下了深刻印象。”鞍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姚林说，正是凭借这种破格的决心，去年无缝钢管厂扭亏为盈，鞍钢集团也实现了大幅盈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钢铁工业在战略突破上取得了长足进步，经历这场烈火的锻造，鞍钢人开始明白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是什么。

几年来，鞍钢成立了职工创新工作室，推广一线职工探索出的先进操作方法。去年9月，鞍钢总厂职工王振奎荣获第十届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他说，人人都可以尝试，人人都有机会，鼓励创新把个人成长和企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半个多世纪前，当国家为修建南京长江大桥所需钢材发愁时，鞍钢集团便担负起这项重任，努力研制出一种新型钢材，这种钢材曾被称为“体面的钢材”。

如今，从超强“海洋工程用钢”到高强度“汽车用钢”、从高端“核电用钢”到“高温合金及钛合金”……鞍钢生产的一大批高精度、尖端品种广泛应用于“蓝鲸一号”“华龙一号”、港珠澳大桥等重点工程，支撑着国家重型装备的“钢脊梁”。

就在几年前，美国纽约维拉札诺大桥改造时，鞍钢中标了大桥全部钢板，面对美国舆论，业主拿出了检测报告，证明鞍钢产品质量过硬，质疑声立刻被平息。

鞍山钢铁设计院技术员杨英说：“不断攀登技术高峰，是国家作为新时代‘首创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鞍钢厂徽上那一段钢轨的标志为人们所广泛熟悉，已经使用了近70年。

自1953年轧制出新中国第一条重轨以来，鞍钢用于高铁运营的高速重轨占有全国70%左右的市场份额。

走进鞍钢看似看不到尽头的厂房，一根长长的钢坯被加热得通红，每经过一台轧机，都要经过轧制、拉伸，经过多台轧机的反复轧制，一根百米长的重轨才被成功锻造出来。

这些凝聚着一代代鞍钢人坚韧不拔、汗水和智慧的铁轨，将铺设在全国各地的高铁上，承载着中国速度与奇迹，绵延向远方……（记者白琳王振宏牛继伟王炳坤杨依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