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一窝蜂”纵深推进钢铁沿海布局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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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市钢厂环保搬迁话题受到广泛关注。 我们梳理沿海地区相关规划发现，推动钢铁企业从内陆向沿海地区搬迁已成为一些地区解决环保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 有业内人士戏称，2007年太湖“蓝藻污染事件”后，排放氮、磷等污染因子的企业被要求从太湖流域迁往长江。 《长江保护规划》实施后，要求企业从长江流域向沿海地区迁移。 如果未来海洋环保更加严格，企业还能去哪里？

钢铁企业出于优化布局的目的向沿海地区环保搬迁并没有错，但如果“一窝蜂”搬到沿海，那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因为单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企业搬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是将污染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是“治标不治本”。 同时，搬迁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 亏损，搬迁后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也将明显加大。

《中国冶金报》推出“赶海”谨防“一拥而上”深度报道，探讨城市钢厂环保搬迁这一困扰我国钢铁产业布局调整的问题，并深入探讨城市钢厂环保搬迁问题。深度探索钢铁企业与城市、生态环境、经济、就业等关系的共赢之路，同时为优化钢铁产业布局提供了一些思路。

（文：张莹 图：金耀）

从高山到大海，钢铁沿海布局调整步伐正在加快

从资源型布局向港口、海洋型布局的转变，是中国钢铁工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建成了辽宁鲅鱼圈、河北曹妃甸、山东日照、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五个重要的沿海钢铁生产基地。

2008年9月10日，鞍钢营口鲅鱼圈钢铁项目建成投产。 该项目是我国实施钢铁产业发展规划、最早批准建设的沿海钢铁基地。 620万吨钢铁产能高度集中于此，炼铁、炼钢、轧钢等生产环节均在此完成。 除了鞍钢鲅鱼圈钢铁生产基地外，拥有600万吨钢铁产能的五矿营口中板公司也在营口鲅鱼圈区扎营。

按照规划，未来唐山地区约1/4的钢铁产能将集中在曹妃甸。 目前保守估计，唐山地区的钢铁产能在8000万吨左右。 完成沿海布局后，约2000万吨产能将集中在曹妃甸地区。 再加上首钢京唐一期工程已竣工和二期工程在建的近2000万吨产能，聚集在曹妃甸地区的钢铁产能将进一步扩大。

目前，山东省沿海地区寿光市（巨能钢铁、鲁丽钢铁钢铁产能约360万吨）、潍坊市（潍坊特钢钢铁产能约300万吨）、烟台市（华鑫不锈钢钢铁产能约100万吨（约2600万吨）、青岛市（青岛特钢钢铁产能约417万吨）、日照市（日照钢铁和山东钢铁产能约417万吨）日照钢铁优质基地约2600万吨）、临沂市（江新钢铁、三德特钢钢铁产能约500万吨），钢铁总产能约4000万吨。根据山东省政府规划，到2025年，沿海地区钢铁产能比重将提高到70%以上，未来山东省8000万吨钢铁产能的一半，即4000万吨左右的钢铁产能将被位于日照市。

至于防城港和湛江钢铁项目，前者是广西冶金工业的二次创业，实现“一核三带九基地”。 “三带”即防城港-贵港-来宾-柳钢铁产业带、防城港-北海-榆林-梧州不锈钢产业带、防城港-崇左-百色锰产业带； “九大基地”分别是防城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冶金基地和柳州钢铁基地（含来宾铁合金）、贵钢钢铁基地、北海铁山港（临海）工业园不锈钢基地、榆林龙潭工业园不锈钢制品基地、梧州不锈钢供应基地、百色锰产业基地、崇左锰产业基地、贺州矿山装备铸造基地，后者是基地布局的重要一步，沿海港口产能占比超过60%； 后者是宝武的前身宝钢集团重组广东当地绍钢钢铁集团而建立的设计产能1000万吨以上的钢铁生产基地。 柳钢防城港钢铁项目将新建4座3200立方米炼铁高炉和7座200吨炼钢转炉，生铁产能1068万吨，粗钢产能14.7万吨。万吨。 该项目将由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项目建成后（耗资100亿元，预计2019年底建成，可替代原有低效产能）生铁298万吨、粗钢340万吨），防城港钢铁产能将在2000万吨左右，将成为广西名副其实的“钢都”。

仅这五个沿海钢铁生产基地现有、在建和规划的钢铁产能就达到约1亿吨。 我国钢铁产业“撑山吃山”的布局正在被彻底打破，这对于优化我国钢铁产业布局具有重要作用。 角色。

回顾近年来沿海地区钢铁产能规划发现，受环境压力较大，钢铁企业向沿海转移、调整布局的步伐明显加快。 除沿海五大钢铁生产基地外，目前还有乐亭、盐城、南通、连云港、福州等一大批针对沿海地区的钢铁项目。 它们要么已经开始，要么正在蓄势待发。

（刘帆）

不同意见

钢企“赶海”应是全国“一盘棋”

钢铁企业向沿海地区搬迁不仅涉及一个企业，还涉及产业、经济、环境、社会等各个方面。 因此，应进行全面、多角度的分析，结合上述几个方面来看待具体的企业搬迁，才能得到客观、准确的判断。

钢铁企业向沿海地区搬迁的决定，需要权衡利弊，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政策引导的要求？ 是否有利于贴近市场、服务用户？ 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 是否有利于优化布局和技术进步？ 是否有利于产品升级和链条延伸？ 是否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是否有利于调整组织、加强管理？ 现在是投资的有利时机吗？

鉴于区位和物流等有利条件，沿海钢铁基地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从目前企业在建和规划的钢铁项目来看，未来沿海地区钢铁产能仍将持续增加。 对于沿海钢铁项目，要从两方面看待：一方面，符合产业政策要求、有利于减排、改善环境、企业有投资意愿和实力的沿海钢铁项目。 ，应该鼓励； 另一方面，应该鼓励他们； 三、应审慎推进钢铁企业向沿海地区转移，不宜以“运动式”方式在沿海地区大规模部署钢铁基地。 必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按照产业发展的规律，必须详细论证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避免一哄而上、不切实际的做法。

钢铁企业向沿海地区转移是钢铁产业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部门要提高立场，着眼长远，统筹全国形势。 钢铁产业布局规划应在国家层面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综合考虑产业发展条件（市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以及行业发展状况等进行制定。城市一体化等问题。

对于符合政策要求、已论证具备搬迁建设必要性、可行性的沿海钢铁基地，要围绕产业链和生态系统，打造新的建设发展模式。 例如，围绕价值链构建产业链，进一步发展钢铁深加工产业，乃至钢铁下游产业，应用新一代工业互联网，与用户、供应链企业、金融机构、同行共建钢铁生态圈等，完善圈内产业。 各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李新创为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

我们既需要金银，也需要碧海蓝天。

笔者认为，新世纪以来获批建设的沿海五个主要钢铁生产基地，从其形成的原因可分为两类：曹妃甸、日照钢铁生产基地，是产能的被动“迁移”。面对环保压力，本世纪最早建成的新鲅鱼圈钢铁基地是鞍钢向沿海发展的主动布局，防城港、湛江生产基地也是针对东盟经济圈的主动布局。

近年来，迫于环保压力，各地加快城市钢铁企业环保搬迁，部分沿海省份加快钢铁向沿海搬迁调整步伐。 海洋环保必将成为靠近港口、沿海地区的钢铁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具体来说，临港钢铁企业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钢铁行业是“大进口、大出口”行业，沿海布局依托水运的低成本特点。 但大型船舶频繁进出，可能因船体漏油等原因对当地海域水质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

其次，目前国内钢铁企业在炼钢、炼铁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虽然经过了相应的环保处理，但处理后的灰水并没有得到钢厂的充分回收利用，部分仍会流入海洋。 此外，一些钢铁企业存在废渣、废水偷偷排入海洋的情况，这无疑增加了海洋的环境负担。

笔者认为，践行钢铁企业“奔赴大海”的环保口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严格沿海钢铁项目环保评估和审查，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度，从源头上提高沿海钢铁项目环保装备水平。

二是利用多种智能设备对沿海钢铁企业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进行全天候监控，对任何超出环保红线的行为实行“零容忍”。

三是钢铁企业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最大限度地回收废渣、废水等，尽量减少钢铁项目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四是钢铁企业在生产工艺设计中要坚持循环经济原则，合理选择生产工艺，推行清洁生产，力求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尽量减少废物产生，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无害化，建设一种适合自身发展的循环经济模式。

五是完善环保配套产业建设。 在钢铁产能集群引进专业化环保治理公司，延伸产业链，实现整个钢铁产业基地的资源循环利用。

在寻求与海洋经济共生发展的过程中，宝钢湛江钢铁基于BOO（建设-拥有-运营）项目运营模式的全新环境管理方式值得借鉴。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碧海蓝天。 这才是钢铁企业“赶海”的正确姿势。

（周瑜）

热烈讨论

关于“钢厂搬迁”的三点认识

所谓“钢厂搬迁”是一个不符合客观实际、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

如果企业将机器设备拆除，搬到新址，安装起来恢复生产，就可以称为搬迁。 对于一些轻工业、装配工业和商业企业来说，搬迁可能更为常见。 这种意义上的钢铁产业搬迁，在国内外古今中外都很少发生。 十年前，国家权威机构组织了一次以“城市钢厂搬迁”为主题的研究。 经过查找，研究人员发现美国只有一例搬迁案例，即拉克瓦纳钢铁公司。 由于经历了严重的劳资冲突，该公司于 1902 年从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迁至纽约州西塞尼卡，但后来破产了。 我国抗战时期，汉阳铁厂、大冶铁厂的设备被拆除到重庆，改建为后来的重庆钢铁公司。 这大概可以看作是第二个例子。 此外，欧美一些钢厂几十年前关停后，将整条生产线卖给我国，建设首钢二炼、沙钢等生产基地。 恐怕不能称为“搬迁”，因为它们不是同一实体。 可以称为买卖二手设备。

上述情况在我国已不存在。 前几年，我国首钢、大连钢厂、重钢、青岛钢厂等均关闭、淘汰了原厂设备，在新厂址建设全新的生产线。 据了解，旧设备基本没有使用。 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一是钢铁生产设备大部分是工业炉，拆掉后就成了一堆废钢，能发挥原有功能的不多； 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冶金装备制造水平和成套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用旧设备意义不大； 第三，弃旧立新往往伴随着技术升级、工艺和产品结构优化，旧设备往往得不到重复利用。

因此，现在所谓的“钢厂搬迁”，实质上就是关闭旧厂，在异地建设一座全新的钢厂。 这种搬迁与真正的搬迁是两种性质和基础不同的决定。

城市钢厂的关闭主要是当地政府迫于环境压力、维护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决定。 这是政府行为，应纳入拆迁范畴。

城市钢厂必须关停吗？ 不能一概而论，要综合权衡利弊，遵循法律法规，审慎决策。 笔者认为，应综合考虑两个方面。 首先要综合考虑关闭城市钢厂的必要性。 仅仅关掉空调还不足以达到空气质量标准吗？ 一些城市已将钢厂迁往郊区。 它对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有何效果？ 城市钢厂能否通过技术改造和严格监管达到超低排放标准？ 环境问题能解决吗？ 是否可以让钢厂像日本等发达国家那样，在城市垃圾消耗、污水处理、提供能源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二是综合考虑关闭钢厂的效益和成本。 除了减少财政收入和居民就业外，关闭城市钢厂还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资产损失。 这是一个成本。 除了改善空气质量外，好处还包括腾出土地用于其他产业发展，以及转移“产能指标”或让企业拿走价格。 只有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从现实看，一些地方政府推动了“钢厂退出”计划。 经过调查研究、专家论证、资产评估以及与相关利益相关方的反复沟通协商过程，企业资产损失得到补偿，员工得到安置，环境得到恢复。 改进值得充分认可。 但也有一些地方钢铁企业退却，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似乎“赶走了”企业。 除了降低GDP之外，政府不需要付出任何其他代价。 这显然违背了相关法律和中央三令五申保护产权的精神。 一些地方为了不减少当地GDP、税收和就业，指导企业搬迁到几十公里外的郊区，这对改善空气质量效果甚微。 对此，建议有关部门废除“钢厂搬迁”这一模糊概念，明确将城市钢厂撤出纳入拆迁范围，并依法依规推动实施。

异地建厂，应当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由企业自主决定。

目前，我国钢材需求已进入高峰区，未来整体将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产能过剩仍将是钢铁行业长期面临的问题。 对于大部分退出城市的钢铁企业来说，基本上没有一家企业的产品不能被其他企业替代。 因此，钢厂撤城后，没有必要再建一座钢厂。 即使再建一座钢厂，建在哪里、如何定位、如何进出口大宗原材料和产品，都是企业及其投资者在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 “搬迁”到指定地点。

（作者刘海民为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国家冶金工业局办公室原副主任）

千里迢迢借钱

日本钢铁企业与海洋共生的启示

由于本国地形的原因，日本钢企的布局更多的是港海布局，而不是中国钢企早期依赖铁矿石、煤炭等的资源型布局。 为了避免在滨海布局过程中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日本钢铁工业做出了大量努力，其与海洋和谐共生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产业链设计正在从黑色向绿色转变。

众所周知，在“环境立国”理念的推动下，日本钢铁企业始终站在节能减排的前沿，在工业体系的设计上更多遵循绿色发展理念。 因此，日本钢铁企业精心设计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商品流通、营销、服务等每一个环节，尽可能节约资源（能源），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此外，日本钢铁企业还积极推进可再生资源及能源、水和固体废物的管理，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产业。 这些做法值得我国钢铁企业借鉴和学习。

二是注重环境管理活动。

中日钢铁企业在环境治理方面最大的差距不在于设备，而在于理念。 日本钢铁企业先进的环境管理理念是其多年来实现与海洋、城市共生的重要原因。 因此，未来国内钢铁企业应将环境管理纳入经营考核，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提升企业环境竞争力。

三是引进环保合作单位，拓宽产业轨道。

钢铁行业环境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需要多部门协作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特别是海洋环境比陆地环境更加脆弱且难以修复。 大多数日本钢铁企业通过合资等控股形式积极引入环保合作单位，利用环保合作单位的技术消化企业产生的污染物和废物，与其形成相互依存的共同体。

总之，绿色发展是钢铁行业未来不可逆转的趋势。 这种绿色发展不仅限于保护蓝天，还包括保护蓝色海洋。 在行业发展初期，由于思维和技术的限制，我国钢铁产业布局大多遵循资源型布局。 在环保方面，钢铁企业多是“先上船，后付费”。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产城矛盾日益突出，不少钢铁企业不得不退出城市、搬迁。 因此，在新一轮钢铁产能沿海布局中，钢铁企业必须勇于承担环保重担，勒紧环保腰包，杜绝任何不必要的污染物流入海洋。 强有力的举措拥抱可持续的未来。 只有这样，我国钢铁产业沿海布局转型才能真正成功。 否则，在环境保护失败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最终都会归零。

（刘猛）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