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80年代三次重要经济会议：改革之路与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刻影响

编者按：本文的原题目是《改革之路：三次经济会议》；特地以此来纪念一位有着真性情，使世界对中国有了新认识的改革者。

改革，是转轨型国家的根本动力。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中国开启了改革的道路以及转型的道路。自此以后，“改革开放”在时代记忆当中成为了一个带有强烈中国特色的名词。

改革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关乎国家社会，也关乎个体的命运。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如何进行改革？是否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又该如何走向市场经济？在关键的 80 - 90 年代，举行了数次有经济学家参与的会议和讨论，这些会议和讨论与改革的水流相互交汇、相互激荡。

改革属于一种考验。本文将时间回溯到 80 年代，对三次重要的经济会议进行复盘，去观察那些平等进行辩论的精神、求贤若渴的态度、尊重知识的理念以及勇于捍卫的行为是怎样推动时代向前发展的。

本文逻辑

一、莫干山会议

二、巴山轮会议

三、九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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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会议

80 年代初，改革既令人兴奋又让人迷茫。三大改造过后，国内的经济生产运行模式主要是计划指令式的。对于往哪个方向改、怎样改以及改到何种程度，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着相似国情并且率先迈出改革步伐的东欧国家，成为了重要的参考对象。

60 年代开始，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当中，已经出现了从计划模式朝着市场方向进行的实践探索。弗·布鲁斯以及奥塔·锡克，他们都是在 1980 年前后被邀请来到中国的两位东欧经济学家。

弗·布鲁斯曾担任波兰政府经济委员会的副主席，他参与并起草了 1956 年的波兰经济改革方案，布鲁斯大力提倡“内置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在 60 年代，由于波兰的抗议示威活动，他被免去了职务，之后他移居到了英国。奥塔·锡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参与并主导了“布拉格之春”中的经济改革，然而，随着苏联出兵布拉格，他被迫流亡到其他国家。这两人存在“政治身份”方面的争议，然而，当时国内改革探索有着迫切的需要，所以他们被热情邀请。

这些问题反映出当时国内对市场经济的陌生。

奥塔·锡克来华进行演讲，这引发了改革讨论的热潮。他借鉴了曾在捷克进行改革所积累的经验，提出了一个价格改革方案，即“先调后放”。按照这个方案，要通过模型进行多次计算，得出各类产品的一套“合理”价格，然后再逐步全面地进行调整。

锡克的方案获得了领导层的一定程度的重视。接着，国务院设立了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此中心由经济学家薛暮桥和马洪来负责，其定位是一个研究并设计解决价格改革方案的临时机构，负责测算理论价格以及研究调查物价问题。后来，这个价格研究中心经过合并发展，成为了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

当时，国内的经济决策者以及研究者们在计划体制下对经济改革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并且都跃跃欲试。1982 年，新成立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开始筹备一次“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然而，在那段时间里，计划经济思想出现了回潮的现象，锡克的政治争议被进一步扩大化了，这种情况一度对即将召开的会议产生了影响，最终这场会议名义上是由中国价格学会来主办的。

这是一场有专业经济学家参与的讨论会，同时更是从当下的迫切需求着手、对实践进行讨论的会议。被邀请来的是七人经济学考察团，他们既是经济学者，又都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经济管理方面的经历，甚至还有改革的经历。其中有布鲁斯、锡克，还有来自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学院的教授肯德，他曾在匈牙利外贸部工作；以及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的前主任斯特鲁明斯基等。另外，参会人员有当时担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薛暮桥，还有国家物价总局局长刘卓甫，并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廖季立担任会议的主持工作。

7 月 11 日，这场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它被称作“莫干山会议”。在会议召开之前，双方达成约定，即“不见报、不公开”。由于这个约定，双方能够较为纯粹且专业地讨论现实问题。正因如此，这一次的莫干山会议知晓的人很少。

会议上，中方得知当时苏东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从片面强调中央集权朝着分权的方向发展；二是逐渐开始注重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以及多种经营方式；三是逐步重视起市场机制的作用。例如，匈牙利当时的具体改革方案，像“某些国营的餐馆、浴室、理发馆等服务行业以及一部分零售商业，通过投标的方式租给私人经营”，国内也对其有所了解。

这场会议上，苏东经济学者指出，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原先认为很多经济问题是政策失误。然而深入探究其根源，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够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这种论调，使中国改革者对改革困难的预期有所增强，同时也让这些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明白，改革并非仅仅是局部性的、政策性的，而是具有系统性的，其指向的是经济体制。

此外，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比如东欧经济学者称，不存在所谓“好的”指令性计划。凡是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产需脱节的情况，存在着物资匮乏的现象，存在着资源浪费的问题，以及存在着低效益的状况。仅仅从制订计划的技术方面下功夫，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计划的缺陷的。

一些学者认为，在东欧国家的体制改革进程中，将固定资产投资权大量地下放给企业是不妥当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企业无法对投资承担全部的风险，投资成功的话，企业能获得益处，而一旦失败，最终还是得由国家来承担。所以，企业往往倾向于进行更多的投资，也就是说，它始终有着一种“投资饥饿”的倾向。

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或隐蔽的通货膨胀情况。不管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时候，都存在物资短缺的现象，也都存在卖方市场。

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三人将这些观点整理在了《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里。8 月时，这份报告被抄送给了高层领导，并且得到了重视。

外国考察团在会议之外，对国内几个城市进行考察后，一致认为：中国地域面积十分庞大，各地区的发展存在不平衡的情况，苏联和东欧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来，而应当采取逐步推进的改革方法。

在第一次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是一个重点。有学者提出，通过一台计算机进行精密计算，以便随时动态地调整缺陷，从而弥补计划体制存在的滞后性、局部性等不足。国务院价格小组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这种以计算机代替中央计划的方式遭到了薛暮桥、廖季立的质疑。布鲁斯提供的价格方案似乎不适用于国情，锡克提供的价格方案似乎也不适用于国情。这意味着，适合国内价格改革的方案尚未有明晰的答案，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

与此同时，一些在小范围内放开的经济政策正在逐渐进行尝试。1982 年 9 月，国务院对《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予以通过，决定将六类 160 种小商品的价格管理放开，实行市场调节。

第一次莫干山会议成果获得肯定后，第二轮莫干山会议便开始发起。1984 年 9 月 3 日，《经济学周报》等媒体联合发起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这场会议最终把举办地点选在了莫干山。这就是后来被广泛知晓的莫干山会议。

如何筛选参加的经济学家呢？会议采取了“以文选人”这种传统的方式，这种方式对参与对象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有 1300 人进行了投稿，委员会从这些投稿中挑选出了 120 篇论文，而这 120 篇论文的作者得以参加莫干山会议。

会议通过专题小组的形式展开讨论。这些专题小组被分成了八个，分别是价格改革小组、企业改革小组、股份经济管理小组、城市对外开放小组等。

改革如同摸着石头过河，而价格改革是水流最为湍急且最深的地方。这群年轻人在来之前就已经得知，价格改革策略犹如“皇冠上的明珠”，并且对于价格改革的讨论也十分激烈。

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干事田源带来了一个“大步调整”的方案。社科院的李剑阁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周小川、楼继伟提出的“小步快调”方案，并且该方案采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对比测算，还引用了前沿的现代经济学。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默默无闻，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较为新颖的观点。他认为价格调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应当放开价格，让市场发挥作用。对于能源、原材料等差价很大的生产资料，要采用分批、分步的办法。

年青人们围绕这三派观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华生在回忆中提及，当时参会的人员都是年轻人，他们意气风发且思想单纯。因为发言人数较多，所以发明了挂牌辩论的方式，有时会争论到深夜。

最终，在向领导上报的报告中选用了调放结合的“价格双规”制度，而华生负责向领导进行现场解说。这一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过渡式的改革思路。

事实上，莫干山会议至今广为人知且涤荡至今。这场会议使青年经济学者得以走上舞台，一批青年经济学家开始崭露头角。并且，在他们平等讨论、自由探讨的成果下，留在了改革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价格双轨制最终得到了中央的采纳。这场会议涌现出了一批思想进步的改革派官员和经济学家，他们是改革时代的宝贵财富。

1985 年 3 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里提出：对于规定允许企业自销的工业生产资料，由企业自行决定价格。同时，要对其加强管理和指导。此文件下发后，意味着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不再受管控，而是由市场来进行调节。这也标志着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正式推行。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存在着同一种商品的市场调节价，同时也存在着国家牌价以及国家指导价，它们共同存在。

这一过渡时期的政策，成为改革路上一个值得思考的经济学命题。

02

巴山轮会议

莫干山会议后的一个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得以召开。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对市场取向改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决定》作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首次全面性纲要，提及了计划与市场、价格改革、宏观调控、所有制改革等诸多存有疑问的方面。这份中央文件首次确立了“商品经济”的可行性，突破了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文件还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

《决定》强调了价格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经济体制的改革包含计划体制和工资制度的改革，这两者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在具体方向上，对价格改革做出了指导，例如要缩小国家定价的范围，同时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以及自由价格的范围。这份文件末尾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大胆起用中青年经济管理干部是当下迫切的任务；二是对人才务必不要搞烦琐哲学、求全责备，务必不要受派性和种种闲言碎语的干扰。总的来看，这是对两次莫干山会议内容的良好回应以及对改革的正向激励。

1984 年底时，经济出现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升温现象，改革也面临着考验。在当年的政策作用下，银行出于争取来年更大拨款额度的目的，全面解除了对贷款的限制。12 月，银行的放贷额度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84%。并且全年的货币增发量达到了 262 亿元，物价上涨的幅度达到了 10%。

来年 2 月，国务院召开了省长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说服各省紧缩投资基金和消费基金。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成为了经济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同时，关于应对政策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当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速出现矛盾时，人们开始思考该如何应对。

吴敬琏等人在起草经济改革方案时提出，改革需在实施总量紧缩政策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指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与该方向相悖。然而，另一派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起飞”阶段的典型特征，不应予以压制。这种“起飞论”获得了许多青年学者的认同，其理论基础源自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的“非均衡理论”。该理论觉得在经济开放阶段，货币供应速度有限超前是一种有利的推动，并且这也是经济自身的需求所导致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巴山轮会议适时地召开了，其主要目的是对经济改革与宏观调控进行讨论。

1985 年初，国家体改委的廖季立找到世界银行的林重庚。他希望世行能够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对经济转轨与国家管理市场经济的内容再次进行讨论。廖季立表示，中方将会邀请政府各部委的人员、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的工作者以及理论工作者参加会议。同时，他希望能够邀请到在上述方面有实际经验的外国学者。

9 月 2 日清晨，在重庆。一艘名为“巴山轮”的长江游轮缓缓地驶离了。3 月份才下水的它是一艘崭新的轮船，有着与三星级宾馆相当的配套设施，会议室规划整齐，观光区规划整齐，休闲健身区也规划整齐。此时，82 岁的薛暮桥正在为这场“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致开幕词。

会场嘉宾席中有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他时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有英国著名政府官员、国际公务员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有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著名国际货币政策经济学家奥特玛·埃明格尔；还有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他们都赫然在座。

中方参会人员中，有部级领导以及经济学泰斗。吴敬琏、高尚全、赵人伟等一群在经济政策设计和执行方面很精干的人也在参会之列。并且，会议特意为 40 岁以下的中青年参会者预留了几个名额。

会议议程设置了 7 个问题，其中包含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方法和步骤、价格问题、经济过热以及改革与经济稳定等方面。这场会议的氛围由需求所驱动，极为热烈，从全体会议到小组讨论，再到一对一讨论，中方学者都抓紧时间向外国学者提问并进行讨论，甚至一度持续到深夜。

当下中国处于通货膨胀的大背景，这引起了中外双方的积极讨论。与国内的争论情况不同，会议上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应该对其进行调控和干预。托宾作为凯恩斯主义者，依据一串数据指出，中国当下正面临着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这给国内许多经济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主张中国应当同时运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郭树清在回忆这场会议时写道：他作为与会代表，亲耳听到了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和专家都异口同声地强调保持总量平衡的重要性。这些学者和专家还以他们自身的切身经历告诫中国政府和学界，让他们明白通货膨胀政策绝对是得不偿失的。【2】郭树清是我国金融技术官员的代表，目前担任中国银保监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当时，中国尚未完全摆脱指令式的计划经济。科尔奈把经济干预方式划分成两种，即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并且依据是否存在控制又各自分成两种。在会场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有控制的市场协调”，然而当前中国的发展状况连“直接行政协调”都还没有达到。

这些学者有着并轨经济的实践，他们详细地传达了宏观调控的手段以及主要政策。很多讨论都解释了怎样通过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等工具来管理总需求，以及怎样以间接的方式管理市场经济。在这之前，国内的官员和学者对宏观调控是比较陌生的。可以明确地说，巴山轮会议填补了国内在宏观管理方面的空白。

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干预采取了在计划指令与自由市场之间的中间路线。第一次莫干山会议使国内决策者察觉到了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在这次巴山轮会议上，科尔奈凭借软预算约束和价格机制理论，对计划指令下的长期短缺问题进行了解释，从而让国内的经济学者对体制制约的认识更为深刻。但是，此时还不能够完全接纳自由市场。托宾所带来的宏观调控，看上去是“恰如其分”的。

在如今对巴山轮会议的回忆中，有不少人夸赞其“氛围好”。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提出的热情诚恳的建议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负责会务工作且担任体改委秘书长的洪虎回忆道：这场会议的预算非常小，外国专家所获得的报酬少，国内人员更是一分报酬都没有。然而，当时在改革领域有观点的人基本上都被邀请到了，能够参加会议是一种荣誉；像郭树清、楼继伟等都是“挤”着进来参加会议的。当时，郭树清的年龄是 29 岁，他当时只是社科院的一名博士生；楼继伟刚刚完成研究生学业，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工作。

高尚全评价：巴山轮会议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次会议对于国内的很多经济学家来说，是一次具有启蒙性质的会议。在会议上，学者们一致认为需要对通货膨胀进行干预，这种声音不仅平息了学界的争论，还推动了中央随后采取紧缩的信贷政策。

会议之后，凯恩克劳斯爵士回到了国，并向牛津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提出建议，要为中国设立“经济培训项目”。接着，在 1986 年到 1994 年期间，每年都有五到七名学子能够在世行的赞助下前往牛津大学学习现代经济学课程，并且还可以到英国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或者投资银行去实习。

03

九一座谈会

莫干山会议之后，“价格双轨”制改革得以快速推进。国内生产流通市场既滋生出了活力，也滋生出了混乱，并且这种活力与混乱都在不断扩大。

1986 年，国家物价局政策研究室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钢材计划内部分的国家定价大约为每吨 700 元，而计划外部分的用户需支付大约 1400 元，双轨价差约为 1 倍。原油计划内外价差达到 4.95 倍，煤炭计划内外价差为 54%。计划内外的差价促使新工种“倒爷”诞生，这些人凭借差价获取暴利。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差价引发了寻租空间。在倒卖的刺激下，市场价格又飞涨一番。

1986 年，价格改革的理论争论变得越发集中。在此期间，发生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涵盖了价格双轨制度的去留问题，也关乎价格改革的定位。这场论战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应该从哪一步开始实施，是价格方面，还是所有制方面？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认为所有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他论述的理由是，当前经济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存在资源短缺且信息不流通的情况，市场不完善，价格无法充分调节经济，即便进行价格改革也不会有成效。

厉以宁给出的方案是以所有制改革作为主线。随着向股份制的过渡得以完成，接着分阶段对价格进行改革，最终达成单一市场定价。他还提到了应对通货膨胀的方案，认为不能仅仅依靠紧缩政策，更应该增加供给。而增加供给依然指向了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要对生产要素、产业结构以及企业组织机制进行改革。

一方是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价格改革中心论，然而吴敬琏的初衷是“整体配套改革方案”。在他的观念里，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达成市场调节，这就需要企业、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以及宏观调控三者相互配合。也就是说，改革应当首先优化整体的市场环境，这应当成为一种系统性的配套改革，仅仅改革价格或者仅仅改革所有制都难以取得成功。

这就是“厉股份”与“吴市场”之争。

吴敬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他曾有很多次机会向中央领导层汇报这种整体配套方案。然而，整体配套改革方案存在风险较大的情况，在某些人看来又过于激进，所以难以获得中央文件上明确的认可。1986 年上半年的某段时间里，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既未被采纳，也未被否决。中央持续鼓励研究小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攻克，并且在多个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国务院常务会议中，肯定了“建立良好的体制环境的重要性”，同时给出了围绕“财政、税收、价格”这三个方面展开改革的具体意见。

10 月份之后，中央的风向出现了突然的转变。原本被搁置的是以价格、财税、金融等整体配套的改革方案，而以所有制为改革突破口的方案则被采纳。在 1987 年到 1988 年期间，中央向下传达了关于企业承包制改革的工作。

转变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综合起来主要与价格改革的艰难性以及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关。1985 年货币政策突然紧缩，到 1986 年年初，原材料供应变得紧张，企业资金也出现困难，这导致工业生产下滑。2 月时经济甚至出现了零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改革或许比价格改革和整体配套改革更能有助于经济恢复繁荣，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4】。财政改革遭到了国有企业的反对，税收改革也遭到了国有企业的反对。财政改革遭到了地方的反对，税收改革也遭到了地方的反对。这些反对使得财政、税收改革在短期内难以平稳完成。

1986 年的配套改革方案未能成功，这让一些人感到十分惋惜，他们认为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当年第一季度出现生产下滑的情况后，央行的信贷政策便开始放宽。到了 1987 年，通货膨胀又重新出现了。

当时中央在通货膨胀预期程度方面存在分歧。吴敬琏、马洪等人觉得通货膨胀需要紧急管控，然而决策者却认为还没到那种程度。实际上，在价格双轨制度之下，计划内的限价对物价上涨起到了压制作用，从而导致了水面之下存在着通货膨胀。

通胀在持续上升，价格双轨制改革已经到了危急的时刻。1988 年 5 月，在新一批的领导层的指示下，中央决定开始用“价格闯关”这种方式来终结双轨制度。“闯关”的意思主要是放开价格，让市场价格来起到决定作用。而问题在于，物价是否能够恢复平静？

1985 年到 1987 年期间，国内通货膨胀率平均每年上升 7%。连续多年的物价上涨使老百姓提高了预期。1988 年 3 月起，随着一个个商品价格被放开执行，一波波抢购热潮和涨价风潮涌现。从猪肉、豆制品、白糖等生活物品到名烟、名酒，抢购达到了极为疯狂的程度，一些商场的库存瞬间被抢购一空。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有人一次性购买了 200 斤食盐，同时还购买了 500 盒火柴。

抢购潮致使部分银行出现挤兑现象，老百姓纷纷前往银行排队取款并进行抢购，他们舍弃货币而追逐商品。在 1988 年 8 月，银行储蓄流出了 26.8 亿元。8 月 30 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稳定物价和市场的紧急通知》，该通知指出价格、工资改革方案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实际上宣告了“价格闯关”以失败告终。

随后，中国步入了价格治理较为缓慢的阶段。这场抢购潮平息之后，消费开始降温，工厂的商品出现积压情况，企业纷纷倒闭，失业率呈现上升趋势。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遭到了诸多质疑，人们开始思考改革是否应该继续下去。犹豫与迷茫在学界弥漫开来，前些年那种充满改革热情、积极求知的旺盛情绪和干劲已然消散。

1980 年的时候，薛暮桥在起草初步改革方案时，运用了建立“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经济”这一表述，在当时，这一说法遭到了很多质疑。1982 年，中央文件采纳了这一说法，接着，经济学界和政界的改革思想不断地被破除并且向前推进。然而，到了 80 年代末期，就连“商品经济”这一说法也变得谨慎起来了。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持续向前推进，与思想上的束缚得到解放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

1990 年 7 月，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参加，其中包括薛暮桥、刘国光、苏星等。在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场之时，吴敬琏与计划派代表展开了激烈争论。他立场坚定，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向进行了反驳，认为应当明确“市场经济”的目标。

1989 年起，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始出现崩溃的情况。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纷纷发生改变。最终，苏维埃政府宣告解体。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之下，国内若要谈改革，尤其是进行激进改革，会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

在这个关键时期，中央于 1991 年 10 月到 12 月间连续主持召开了十一场座谈会。其目的是为了在来年的十四大上收集关于经济体制政策的意见。每一场会议持续半天时间，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来主持的。会议明确要求参会者针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其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审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当前的状况；其二，深入思考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到底是什么；其三，研究怎样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以及张卓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王慧炯和林毅夫，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傅丰祥、江春泽，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等都被邀请了。张卓元回忆说，这场座谈会的气氛较为自由，发言的顺序也不是固定的，大多数专家并非念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着重阐述自己的意见。

刘国光等人均反驳了倒车论调。在探究“资本主义为何垂而不死”以及“苏联的剧变”原因时，众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并且认为应当坚持市场取向，发展生产力。会上的一个关键点是，吴敬琏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他认为保底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过他觉得前者更好。

至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执便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各业价格管控开放后，自由价格快速取代了计划价格，全国性的自由市场逐渐开始复苏，逐渐开始生长，逐渐开始繁荣。

复盘这三次关键会议，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恢复自由市场的过程。以自由价格为主要线索，带动了产权改革、经济管理改革以及思想转变。这是一个充满渴望与激情的时代。

在国家大转型的时期，改革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致敬改革者！

本文综合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分别是华生、林重庚、高尚全、张卓元、郭树清对经济改革的回忆，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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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关于以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作者是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经济 50 人对三十年进行了观察：包括回顾与分析，参与的有樊纲、刘鹤等，该著作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3】吴敬琏传，吴晓波，中信出版社；

【4】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张军，中信出版社；

《记专家会：酝酿经济改革重要思想》，张卓元，于 2012 年刊载于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