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早年故事：从贫困农家到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奋斗历程

关于禹作敏早年的故事，公开的报道并不多。

现有的资料表明，禹作敏出生于 1930 年。他出生在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世代务农。他家有四个孩子，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

几个孩子当中，禹作敏最为聪明。因此，他小时候被送进了私塾，并且读过一些四书五经。

他于 1974 年当选为大邱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此之前，他担任过大队的财务工作和会计职务。他对一些经济方面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有所了解。

大邱庄处在天津静海区。其周边的土地大多是盐碱地，种植农作物的效率较为低下，因贫困而闻名。禹作敏担任大队书记后，带领大家学习大寨的经验，修筑台田，辛勤耕耘，然而始终看不到多少希望。一年下来，整个庄的收入仅有 20 多万元，扣除成本后，只剩下五六万元，这完全无法满足全庄男女老少的生活开销，有些贫困户家中甚至连裤子都没有。以至于当地流传着一句话：

“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

当年有“天下第一庄”之称的大邱庄，在 1993 年 11 月 18 日这天撤村并建为镇。

1977 年，大邱庄进行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改选。当时正处于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上下都怀着对变革的渴望。而大邱庄的农民们因为长期贫穷，内心充满了恐惧，于是提出了一个口号。

“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

现任书记禹作敏 47 岁，他深刻认识到了“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惶惶，以粮为纲，穷当当”这些问题。他彻夜苦读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要求，经过痛定思痛后，当面像广大社员保证：

我过去三年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能带领大家富裕起来！倘若再给我三年时间，我必定会带领大家摘掉贫困的帽子！要是做不到的话，我就自动辞去职务！

禹作敏最终顺利当选连任。

他决定要带着父老乡亲闯出一条新路，实践自己的诺言。

禹作敏最先想到的，是办乡镇企业。

他觉得自己苦思冥想之后得出的道理是对的：

“为什么地主、资本家能富？就是搞工业！”

当时全国的钢材处于紧缺状态。禹作敏得知冷轧钢的成本比热轧钢低，且利润空间较大。于是他果断做出决定：从大队拿出几万元，同时通过借款和贷款的方式，总共凑齐 15 万元。接着派出几十个人到全国去高价采购钢材，之后从天津购置废旧设备，开办了冷轧钢厂。当年就获得了 17 万元的盈利。

禹作敏获得了 17 万元的“第一桶金”，他尝到了甜头，胆子也变大了。于是，他立刻迈开大步，带领大邱庄开始了转型。在轧钢厂之后，他又创办了印刷厂、电器厂、高频制管厂。并且，每个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了若干分厂。

1984 年时，大邱庄有 734 户 3040 人，有 15 个承包单位，固定资产为 2000 万元，年利润达到 1000 万元。1988 年，大邱庄工业产值达到 5 亿元，税后纯收入 8000 万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禹作敏

昔日人家“吃糠三年也不愿嫁女”的大邱庄，现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庄”，禹作敏的功劳极为显著。他在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总结时特意提及一点：需用“能人”来办厂。

冷轧带钢厂的刘万民，当时的年薪为三万，被称作“刘三万”。早年在日本侵华时期，他曾做过几天伪军，这使得村里和乡头都对他很反感。然而，他确实懂得冶炼技术，并且拥有钢铁行业的人脉。正因如此，禹作敏不顾众人的反对，让他担任了厂长。

电器厂的厂长是张延军，他担任厂长的时候才 24 岁。之前他是从事养猪工作的，养了 200 多头猪，喂了 4 个多月后，死了一半。然而，他干脆就住在猪圈里，没日没夜地阅读养猪方面的书籍。禹作敏看到他的事业心很强，于是让他担任了厂长。

制管厂的厂长是禹作尧，他高中毕业。他曾经当过民兵连长。禹作敏觉得他做事很牢靠，所以就重用了他。

禹作敏尤其提到支部副书记李凤政，非常得意：

他行事鬼祟，什么都不畏惧，唯独怕我。他具备一定的水平，也拥有相应的能力，所以我就将他吸纳进班子当中。

这些承包人日夜不停地拼命劳作。其一，是因为禹作敏对他们有“知遇之恩”；其二，禹作敏也给这些他看中的承包人开出了在当时极为惊人的条件：

作为厂长，工厂每创造100万元利润，个人提成10万元。

而禹作敏挂在口头上的话是：

我所任用的人，群众选举出来的一个都没有。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或许是老好人，但未必能带来效益。这 15 个承包人都是由我来任命的。他们的工资奖金也都是由我来确定的。

禹作敏的这番话在当时引发了一番讨论。有的人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有的人觉得他说的过于绝对。然而，大家都察觉到了一个客观事实：

禹作敏任命的这些承包人，大部分是他本家的人，还有他的堂弟以及女婿等家族成员。

而禹作敏对此的总结是：

“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

禹作敏当时做的有争议的事并不止这些。

他为了与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关系，从而能够掌握准确的政治和经济消息，每次都会用好酒好肉来招待前来大邱庄的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且还会给对方一笔“信息费”作为酬劳。这种行为曾被人举报为“腐蚀国家干部”。

时代红利以及禹作敏的敏锐洞察力让大邱庄受益，大邱庄的经济犹如坐了火箭般快速上升。1992 年年底时，大邱庄拥有 200 多家工业企业，创造了 12342 个工作岗位，固定资产总值超过 15 亿元，工业总产值超过 40 亿元，利润超过 4.7 亿元。

在实打实的成绩面前，荣誉也接踵而来：

天津市有“劳动模范”，还有“优秀共产党员”，以及“全国最佳农民企业家”，荣获过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1988 年，禹作敏担任了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 年，他以“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亮相；1989 年，他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时代在变，大邱庄在变，而不少人发现，禹作敏也变了。

禹作敏在春节联欢晚会上

首先改变的，是个人的生活。

禹作敏配备了当时最新的奔驰 560 。他手下的“承包人”也都配备了清一色的奔驰。90 年代初，大邱庄全村配备的进口高级小轿车数量超过了 200 辆。

致富买车本身并没有错。然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田聪明（后任新华社社长）回忆道，在拜访禹作敏之后，他对禹作敏后来的一些公开表态产生了担忧。

我是个农民，没有级别待遇。我不会去管那些规定。我坐奔驰，这奔驰是我们自己挣钱买的，没什么不妥。

同样身为全国劳模的申纪兰曾三次前往大邱庄学习。第一次前往时，申纪兰感觉禹作敏“待人热情且说话客客气气”。第二次去的时候，申纪兰发现禹作敏不再随意见人，在“接见”她之后，先是问她：

你看看我这张办公桌的价格是多少呢？一万多块呢！还有这把椅子，价格也是一万多块呀……

当时禹作敏有句名言：

“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大邱庄当年的公司

禹作敏的居住条件也起了变化。

他之前在大邱庄特地建造了一批“人才楼”，并且自己居住在其中。然而，没过多久他就独自搬离了那里，住进了独门独户的大别墅。那别墅的院墙顶部是用琉璃瓦进行装修的，人们称其为“小中南海”，禹作敏也很乐意别人这样称呼。走进大门有“传达室”，还有“警卫室”。他为自己聘请了至少 8 个保镖，这些保镖日夜进行守卫。

其次，禹作敏对于他带领乡亲们打造出来的那片基业，有了全新的想法。

在一次座谈会上，禹作敏公开说：

我们是从无到有开始的。如今每个集团都拥有十几亿资产。究竟这些资产属于谁呢？说是属于个人的吧，好像也不太对；说是属于集体的吧，也难以定论。当初大队没有给过一分钱，向银行贷的几万元款也已经还清了，国家也没有进行过投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几十亿资产也可以说是我的。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禹作敏开始挑选自己的“接班人”。他让年仅 20 岁出头的小儿子禹绍正先担任了村团委书记。1992 年，禹作敏做出决定，将大邱庄的所有产业调整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并下设 5 个集团公司。总公司设立了董事会，禹作敏自己担任董事长，25 岁的儿子禹绍正担任总经理。

禹作敏身为董事长，称自己基本上不拿工资。当初有人给他评定年薪 10 万，他也不要，开销由自己承担。然而实际上，他的儿子担任总经理，1992 年的年薪达到 70 万元。其他亲戚，包括族人，都领取着当时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的薪水。至于其他所有的日常开销以及相关报销事宜，无人能够说得清楚。

但关键在于，禹作敏并非仅仅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存在问题，同时在经济上也交出了一笔“糊涂账”。

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有不少人与禹作敏进行过对话。在这些对话过程中，他们逐渐察觉到，自己根本不清楚到底是在与谁进行交谈。

申纪兰第二次前往大邱庄学习的时候，发现禹作敏对待来自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的厅局级干部，基本上不再露面了。旁人告诉她，禹作敏是“省部级干部挑选着接见”。在受到中央领导多次接见和考察之后，申纪兰察觉到，禹作敏在提及中央领导时，都只称呼“XX 同志”，把姓完全给省略掉了，而且还开始发怨言：

现在连 XXX 都变为政客了，并且还是个投机的人。他凭什么能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呢？我所公认的全国首富村，然而这些年我连个人大代表都未能当上！

有一群作家从北京而来，他们曾满怀兴致地前往大邱庄进行参观和采风。然而，禹作敏根本不见他们，而是让人传话。

“要写就写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但他后面还加了一句：

“没有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些县长以及厅局长，自然都没被禹作敏放在眼里。他经常对他们进行抱怨和指责。同时，由于大邱庄以及禹作敏在全国的名气和“窗口示范”作用，很多干部也不敢多说什么。

进入大邱庄的牌楼后，按照当初禹作敏的规定，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到了牌楼前就必须下车，然后换乘大邱庄的迎宾车才可以进入里面。

但对于某些对禹作敏有帮助的地方干部，他是花费了心思的。他甚至将这件事当作经验进行公开的介绍：

大邱庄有工商、税务、派出所的 5 个人，同时还有银行。法院帮我去要款。他们的工资情况有些特殊，是半明半暗的，两头都能拿到工资，其中派出所所长的工资是由我来支付的。

禹作敏不但自己担任大邱庄派出所指导员，还将全村的“经济警察”编制增加到 100 人，接着把自己的亲信提拔为治保主任。

曾有一位香港记者和他开玩笑：

“听说您是这里的‘土皇帝’？”

禹作敏的回答是：

“去掉个‘土’字，我就是皇帝！”

既然是“土皇帝”，他在大邱庄的行事风格，就可想而知了。

1990 年 3 月，大邱庄工业公司有位副总经理叫刘金刚，他的司机是高玉川，高玉川仅仅因为说了一句话：

“禹书记的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

这个司机遭到审讯和拷打，被逼得服毒自杀（未遂）。之后禹作敏得知这名司机是从刘金刚那里听来的话，便开始追究刘金刚的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张玉英劝说他“不要兴师动众”，然而禹作敏却指责她“没人心”，不久后以“与党委不保持一致”为理由，逼迫她搬出了“人才楼”，让她搬回普通农民家居住。

禹作敏

1990 年 4 月，禹作敏的侄女称大邱庄家具厂的副厂长刘金会对她有过猥亵行为。随后，他们立刻派人将刘金会狠狠痛打一顿。并且还在大街上拦住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并对其痛打。最终，刘玉田在大街上被活活打死。

7 名打人凶手全部落网判刑之后，禹作敏觉得是司法机关没给他“面子”。他召开了全厂大会来声讨刘玉田，并且鼓动职工说：“刘玉田早就该被处死，有水平的可以上台进行揭发，没水平的可以在大街上骂人。”他还组织了 2000 多名群众给司法机关写信提抗议，让刘家 7 人在大邱庄所属企业停止工作，对刘家亲属的住宅进行监视，限制他们与外人接触，不许他们出村。

当时很多知情人都知道，禹作敏再这样下去，出事是早晚的。

1992年11月，该来的事，终于还是来了。

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是李凤政。禹作敏曾认为“谁都不怕，就怕我的”这个人就是李凤政。他忽然在会议桌上病故，当时年仅 45 岁。

李凤政离世后，华大集团公司的一个债务窟窿得以揭开，其数额高达 3 亿元。其中 2 亿为银行贷款，1 亿是所欠外债。因为李凤政是禹作敏的亲信，所以平日里无人敢询问，也无人敢管理。直至他离世，大家才惊觉这个窟窿已然如此之大。

很快，有人上报了华大集团公司领导层贪污的事。禹作敏十分生气，召集了公司中层次及以上的干部来开会。他称领导层都是“败家子”，是来“糟蹋”大邱庄的。并且，他单方面且突然地决定，撤销整个华大集团公司，将其资产并入其他四个公司。

禹作敏准备好皮鞭、电警棍等工具，接着对华大集团公司 9 名副总经理动用“私刑”逼供。在大冬天，他让人剥光被审讯人的上衣，自己带头抽耳光，要求对方承认有经济问题或生活作风问题，之后进行录音录像。对不肯承认的人，就使用皮鞭和电警棍，谁打人出手狠，他就当场奖励现金。

禹作敏在处理“大窟窿”的同时，还做了一件令人极为惊讶的事：

11 月 27 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第三局的干部学校有 20 余名老师和学员前往大邱庄参观。在一家商店内，有学员因询问价格、产地等事宜与商店经理石家萍产生了争执。随后，师生们被强行扣押了 7 小时，在此期间，多人遭到揪头发、抽耳光（导致耳膜穿孔）的对待。最终，带队老师程钢违心地写下“悔过书”后，才得以被放出。

大邱庄内建造了“九龙壁”，当时这引起了众多议论。禹作敏在“九龙壁”之后亲笔写下了题词。

12 月 13 日，在处理华大集团公司“贪污案”的过程中，有一名员工不幸被打死了。

这名员工叫危福合，他 26 岁。1990 年，他从河北慕名来到大邱庄工作。1992 年，他开始负责华大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工作。他同样被列入了“怀疑贪污”的名单。13 日下午，大邱庄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将危福合叫到公司三楼。刘云章向危福合交代“贪污问题”，危福合拒不承认。随后，危福合被剥光上衣，接着遭受鞭打和电警棍击打。整个审讯过程持续了 7 个小时，先后有 18 人参与了对危福合的殴打。

晚上 10 点前后，危福合不再发出呻吟声。打手们这时候开始慌张起来，随后把他送到了医院。没过多久，危福合经抢救无效死亡。

出事之后，禹作敏没有让参与人去自首投案，而是给静海县公安局打了个电话，且电话内容只是轻描淡写的。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去世了。在对他的经济问题进行审查时，突然有一群人冲了进来，将他打死了。你们过来一趟吧？

他们先串通好了口供，接着清理了现场，然后伪造了两页危福合的口供，之后赶到医院找到了危福合的尸体并按上了手印。

警方到达后，危福合身上有长达 7 个小时被殴打所留下的伤痕。现场还有脚印等细节。这些细节完全无法支持禹作敏所说的“突然闯进 20 多个人把他打死了”这一说法。

得知消息后，禹作敏立刻安排带头打人的刘云章等人外逃。

12 月 15 日，天津市公安局派遣了 6 名刑侦技术专家。这些专家乘坐警车进入大邱庄，准备对危福合被殴打致死一案进行进一步勘查。就在此时，禹作敏又做出了令人极为惊讶的行为：

扣车！扣人！

有六十个大汉将执行公务的六名干警锁在了楼里，并且楼道的铁闸门也被锁死了。到了第二天，禹作敏叫来了两名带队的干警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开始大发雷霆。

“你们为什么没通过党委就过来了？不就是打死个人吗？”

6 名警察被扣押了 13 个小时。随后，在天津市长聂璧初的亲自干预之下，禹作敏下达了放人命令。

禹作敏

与此同时，禹作敏又进行了一系列操作：

将危福合的家属从河北老家召唤过来，花费 6.5 万元，要求他们做出保证：把尸体运送回河北老家进行火化，并且以后再也不会来到大邱庄。

安排刘云章等四人前往山东，之后又转移至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进行藏匿。在此期间，还将他们秘密接回大邱庄，以度过 1993 年的春节。整个过程大约花费了 16 万元。

禹作敏下令扣押公安干警这一事件，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也让有关部门感到震惊。1993 年 2 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于刘云章等 4 名重大嫌疑人，应当依法予以逮捕，于是致函请求公安机关协助进行通缉并使其归案。

2 月 17 日，天津公安局派出了 400 名干警前往大邱庄。大邱庄的治安派出所原本有 15 条枪和 2000 发子弹。该派出所撤销后，大邱庄拒绝上交武器。庄里还自行开办了猎枪厂。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只要禹作敏能稍微理智一点，就应该察觉到事态的严峻性了。

但他并没有。

2月17日上午，400名公安干警在离大邱庄3公里处待命。

天津市的相关领导同志以及县公安、检察等方面的领导同志先行进入村庄。他们专程来到这里，向禹作敏说明相关情况。在会议室里，禹作敏一边夹着烟，一边翘着二郎腿，态度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任务。

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你们无法保证，我也无法保证。群众不懂法，我同样不懂法，所以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大邱庄内，大批工人开始集结并且进行巡逻，他们多数手持铁棍。庄内各个路口，汽车、拖拉机、马车以及油罐车被开到一起，从而形成了路障。全庄人都被动员起来，与庄外的公安干警处于对峙状态。而就在此时，两名犯罪嫌疑人在庄中藏匿着。

在这种情形之下，为防止引发冲突，天津公安局最终决定仅留下 30 名干警做好待命准备，其余干警在当日返回。

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召开了全村大会。他声称市里派出了 1700 多人的部队，这些部队携带小钢炮、催泪弹和警犬到村里进行搜查。他表示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他还要求村民一起“包围总公司”和“包围大邱庄”。最后，他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并且他自己“临时辞职”。

会议结束后，大邱庄的氛围十分激昂。工厂停止了生产，学校停止了授课。大量人员手持着器械，在街头聚集起来，他们要求市县的相关领导给出相应的说法。

与来访团合影留念，前排居中者为禹作敏

这次天津市委没有做出让步，要求在 2 月 19 日 18 时之前，执法人员必须进入大邱庄去执行公务。到了当天 17 时，禹作敏最终同意让 20 多名执法人员进村张贴通缉令以及前往通缉犯的住所进行搜查。然而，他派出了十几辆豪华轿车到村头表示“欢迎”，同时还动员了大量群众随时“簇拥”着执法人员。

2 月 21 日，禹作敏安排人印制了《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之后，他将这份材料向外地散发，也向社会上散发。他声称警察来到大邱庄，“绝非是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而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而来的”。因此，他们要“向全国人民讨一个公道”。

禹作敏没有想清楚的是：他呈现出这样的情况，天津市委就会坚决地进行到底式的调查。

1993 年 3 月中旬，专案组排查出了 800 多条线索。之后，在全国各地撒下了天罗地网。在此情况下，四名案犯中，有两人先后落网，还有两人投案自首。

到了4月上旬，禹作敏的犯罪证据也基本上调查清楚了。

4 月 15 日下午，禹作敏接到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是天津市委书记高德占请他到天津市俱乐部去谈话。

禹作敏经过再三思量后，带着贴身保镖以及三名亲信一同前往。抵达俱乐部门口时，保安告知他只能一人进入。禹作敏按照要求进入俱乐部，随后发现等在房间里的并非天津市委书记，而是一群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

干警向禹作敏出示了拘留证，禹作敏低下了头。

8 月 23 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所犯罪行进行公开审理。8 月 24 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 7 名同案犯所犯罪行进行公开审理。27 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禹作敏因非法管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最终，禹作敏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刚刚入狱的禹作敏，其实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

“我好歹也是全国政协委员，抓我不需要人大开会通过的吗？”

“和我关在一起的都是犯人吗？为什么必须按时睡觉？”

“我又没杀人，为什么我也有罪呢？”

在生活方面，起初他存在诸多不配合的情况。他不愿理发，不愿食用监狱提供的伙食，非要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刚进入监狱时，他对监狱管教干部罗振岭说晚上饿且睡不着。于是，罗振岭用禹作敏家里送来的一些钱给他买了些桃酥之类的东西，买完后与他核对账目，而他表现得极为不耐烦。

“算了算了，这算花钱吗？我听见1000元以下的就烦！”

随着时间的流逝，禹作敏逐渐习惯了监狱的生活，开始服从管理，也渐渐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

有思想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方面的因素。大邱庄逐步发展起来后，我的头脑变得膨胀起来，将法律抛诸脑后，也忘却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的那一刻，我依然处于糊涂的状态，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犯罪。

为此，非常善于总结口号的他给自己也总结了一句：

“改革路上致了富，法律路上迈错了步。”

禹作敏在法庭上

禹作敏原先对自身出狱的时间极为乐观，在刚入狱之时，曾开玩笑讲“我今年能回家过年”，并且他还对一位被判处五年刑期的狱友说过：

“别看你是五年，但我肯定比你出去早。”

但希望破灭后，他的情绪逐渐低落。他很疑惑：当年费尽心思编织的“人脉关系网”，为何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呢？

但有关部门对禹作敏还是照顾的。

禹作敏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入狱后的第五年获得批准在天津市天河医院保外就医。他住的是套房，并且能够把老伴接过来一起居住。1997 年，禹作敏的母亲去世，他被允许前去探望。

但是，过于峰回路转的人生，对禹作敏造成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

1999年10月3日，69岁的禹作敏在天河医院去世。

不少媒体报道称“禹作敏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然而，南方周末在 10 月 5 日的报道为《禹作敏病逝》，并宣称其是“心脏病突发死亡”。

而天津方面和大邱庄给出的说法，也都是“禹作敏绝非自杀”：

禹长期受精神衰弱的困扰。他非常需要借助服用镇静剂来帮助入睡。长期大量服用安眠药后，其心脏病的情况加重了。

不过《南方周末》10月22日的报道，标题是《禹作敏去世》。

禹作敏在 10 月 4 日于静海县进行了火化。他的骨灰被运回了大邱庄，之后在家中摆放了三天。

大邱庄有这样的习惯，只要谁家有人去世，众人就会送钱随份子。然而，禹家的子女却拒绝了所有的份子钱。

禹作敏的骨灰随后被葬入村头祖坟，与妻子合葬。

墓碑大小规格，与常人无异。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