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与三大矿山企业达成人民币跨境结算协议

铁矿石期货推出之前，现货市场没有明确的现货价格参考基准。 国内钢厂和贸易商被动接受国外机构公布的美元指数价格。 铁矿石期货上市后，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逐渐成为铁矿石美元和人民币现货交易日常交易的重要参考基准，并成为全球铁矿石金融衍生品的风向标。

除传统的套期保值功能外，近年来，随着国际化的兴起和基差交易平台的推出，铁矿石期货服务实体企业的方式进一步丰富。 今年5月，宝武钢铁集团旗下宝钢股份（以下简称宝钢）与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利用区块链技术完成首笔人民币跨境结算，总金额超过1亿元。 目前，宝钢股份与三大矿业公司已达成人民币跨境结算协议。

回顾过去，“定价权之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2019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9.96亿吨，占全球产量的53.3%。 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 2004年，国内铁矿石进口量达到2.08亿吨，进口依存度首次升至50%以上。 2015年，国内铁矿石进口量达到9.53亿吨，进口依存度首次突破80%，达到83.57%。 截至2019年底，进口依存度仍保持在80%以上。

全球优质铁矿石资源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和非洲。 进口资源主要来自巴西淡水河谷、英国力拓、澳大利亚必和必拓、澳大利亚FMG四大公司。 2019年，四大矿商的铁矿石总产量占全球产量的近一半。 由于矿物含量高、开采难度低、采矿设备先进，四大矿商生产成本优势明显。 据澳大利亚矿业咨询机构AME统计，2019年全球成本最低的10座矿山均隶属于这四大矿商。 这10个铁矿的矿石生产成本均低于20美元/吨。 其中淡水河谷S11D矿的生产成本甚至不到10美元/吨，FMG 1.6亿吨铁矿石平均FOB成本仅为18.6美元/吨。

印度、南非、加拿大等地非主流矿石来源分散，供应不稳定，矿石品位和成分混杂，成本优势不明显。 近年来，进口量不增反减。 年进口量也从往年的2.4亿吨左右下降到目前的不足1.8亿吨，进口比例也从35%下降到15%左右。

“虽然我国自有铁矿石资源储量较大，但整体品位较低，矿石加工成本较高。由于近年来国内环保要求的提高，开采成本有所增加。” 南京钢铁证券部总监蔡永正告诉期货日报记者，2019年中国原矿石产量8.44亿吨。 按照3.13的选矿比计算，2019年国内成品矿产量约为2.7亿吨。

“市场预计，2020年至2025年国内粗钢产量仍将在8亿至10亿吨之间。按照铁钢比计算，预计2020年生铁产量将在7亿至8亿吨之间。未来五年，每年铁矿石需求量为11亿吨至13亿吨，考虑到国内矿山产量和废钢等因素的影响，预计将进口铁矿石9亿吨至10.5亿吨。每年，”蔡永正分析道。

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在定价方面没有发言权。

早期（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铁矿石海运贸易很少。 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钢铁工业崛起，但该国缺乏铁矿石资源。 于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签订了长期合同，日本提供资金开发该矿山，澳大利亚将开采的铁矿石出口到日本。 这既保证了澳大利亚采矿项目的资金，又保证了日本对铁矿石的需求，实现了双赢。

日本钢企注重与矿山的长期合作，长期定价机制逐渐成熟，慢慢演变为长期协议定价机制。 矿山与有代表性的钢铁企业协商确定年度基准价，其他谈判方均接受。 长期协议价格为“FOB同涨幅”。 后来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导致海运费的差异，最终形成了亚洲价格和欧洲价格。

“传统的年度长期价格协议机制缺乏灵活性，忽视了年内现货市场的变化，一旦市场价格偏离基准价格，往往会出现违约情况。”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有限公司经营计划部期货业务室主任赵新锐表示，进入21世纪以来，基础设施行业快速增长，国内铁矿石资源有限。且品位低，铁矿石进口需求不断扩大。 自2003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 当时，中国钢铁企业决定加入全球铁矿石价格谈判。

2003年底，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和国内主要钢铁企业的推荐下，宝钢成为中国钢铁企业的谈判代表，首次正式参与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 然而，宝钢当年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相反，新日铁在2004年的铁矿石谈判中率先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达成了18.6%的初始价格涨幅。

2005年2月22日，新日铁分别与淡水河谷和必和必拓分别敲定了71.5%的提价，这是谈判史上最大的提价幅度。 其中，必和必拓要求赔偿运费差额，但宝钢成功劝说放弃。

2006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异常艰难。 七个多月后，巴西淡水河谷与德国蒂森克虏伯最终达成19%的涨幅，高于市场预期。 宝钢认为这个价格没有考虑到中国因素，要求继续谈判。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无果，只好接受。

2007年，宝钢与淡水河谷谈判，获得提价9.55%的“初始价格”。 这是中国钢铁企业首次确定全国铁矿石价格，但仍未能遏制价格上涨趋势。

赵新锐总结道：“在整个中方参与谈判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国内钢铁企业集中度较低、产能参差不齐，未能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无法对三大矿山产生足够的影响。”相反，他们对制片人形成了依赖，在谈判中始终处于被动。”

2008年，新日铁与淡水河谷就两个铁矿石基准价格达成协议。 其中，南方铁矿粉上涨65%，卡拉哈斯粉矿上涨71%。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在向亚洲钢厂销售铁矿石时征收海运费，以到岸价（CIF）取代离岸价（FOB），以获得更高利润。 “同品种，同涨幅”和“FOB价格”的原则被打破。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铁矿石谈判仍进展不顺利。 日韩钢厂与三大矿山确认“初价”后，中国没有执行“跟风”规则，不承认日韩接受的33%降幅，达成了略低的价格。价格与三大矿山以外的FMG相同。 协议。 “大多数中国钢铁企业仍按日韩协议价采购长期铁矿石，但长期协议履行比例大幅下降。部分资源必须以现货价格采购，铁矿石长长期协议谈判已经破裂。” 赵欣瑞说道。

据悉，自2010年起，三大矿山开始通过指数定价的方式每季度或每月调整铁矿石价格。 所采用的指数主要参考现货市场的价格走势。 许多国际机构都推出了铁矿石价格指数，包括TSI指数、普氏指数、金属先驱MBIO指数等，尤其是普氏指数被矿业巨头引用，成为主流定价标准。 随后，普氏收购了TSI Index，在铁矿石套期保值业务上领先于其他同类服务商，进一步强化了其垄断地位。

铁矿石指数定价后，进一步金融化。 海外非产业机构介入这一体系。 大型指数和对冲基金也将铁矿石视为继原油之后的第二大投资配置。 铁矿石价格已经虚拟化、金融化。 它不会反映简单的供需价值规模和上下游利润分配体系。 海外铁矿石互换交易某些阶段的信息不对称甚至成为财富分配和转移的工具。 。

与长期协议定价机制和普氏指数定价相比，铁矿石期货更加公平、透明。 2013年10月18日，中国版铁矿石期货合约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 2018年5月4日，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期货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业务，成为我国首个对外开放的上市期货产品。 这导致了人民币铁矿石的国际化，也成为了期货市场的现有产品。 国际勘探经验。

作为一名钢铁行业的老人，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蔡永正还清晰地记得十多年前长斜矿“谈判”机制的破裂。 所有的“谈判”和“讨论”都潜伏在其中，不仅仅是商战中一城一池的得失，还有全球商界的话语权，以及对决心态的轮换与涅槃。

从目前情况来看，基差价格逐渐成为主流

目前，主流铁矿石长期合约仍基于普氏指数定价。 港口现货价格有两种：美元点价和基于普氏指数的人民币固定价。 近两年，一些钢厂也尝试以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期货为基础，与矿山或铁矿石贸易商开展基差交易。 未来，铁矿石定价基准将更加多元化。 虽然以大商所铁矿石期货为基础的短期点价基差交易仍处于拓展初期，但点价基差交易有其自身的风险管理特点和优势，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主流定价模式。 随着钢厂和贸易商的熟悉和了解，应逐步渗透到铁矿石贸易定价中。

据了解，目前钢铁企业也普遍采用基差价贸易方式采购铁矿石。 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吉）中国战略客户部总经理王强告诉期货日报记者，与传统交易相比，基差交易只有在实体交易时才能使用。公司面临着自己的风险管理问题。 笼统地帮助其解决套期保值问题，与它的实际货流是不相符的。 然而，基差不仅可以发挥灵活的价格管理能力，而且还具有无缝连接的特点，使其成为非常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

事实上，基差贸易与传统贸易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允许经营者单独决定供应来源的安排和锁定价格。

经营者可以根据生产需要提前储备所有生产材料的供应，然后根据交易观点灵活选择定价时间。 当下游想要锁定月均价时，则按照月均价结算； 当市场价格看涨时，可以提前下单锁定低成本； 当市场价格看跌时，首先使用锁定的供应量，等待市场下跌至目标点位。 ，然后下单以固定价格开仓。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铁矿石价格波动较大。 面对这种情况，基差贸易的需求与往年相比有何变化？

河钢集团期货部相关人士表示，今年以来，铁矿石基差交易得到业界广泛认可，市场基差交易规模也在稳步增长。 河钢集团在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特别是开展铁矿石基差贸易业务方面走在国内钢铁企业前列。

河钢集团的基差贸易业务与传统采购、销售模式融为一体，优势互补。 作为大连商品交易所基差交易平台的A级交易商，基差交易业务也在稳步提升。 原材料基价采购，使采购更加高效。 价格波动大大减少。 采用基差定价贸易向下游客户销售，不仅扩大了对外销售的贸易量，也为客户提供了利用基差贸易管理采购价格风险的机会，实现了双赢的目标。

今年以来，基差贸易的交易活跃度大幅增加，整个市场的参与者已从传统贸易商扩展到矿山、钢厂、投资客户等。就嘉吉而言，基差总量2020年1月至5月交易量超过17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50%。

据悉，在基础领域，嘉吉与钢厂、贸易商、金融机构等不同类型的需求方开展合作。 基础合约有不同的合约机制。 一些基差合约也称为点价合约。 以大连商品交易所为标的物的点价合约是嘉吉目前使用的主要工具之一。 当嘉吉与钢铁企业合作时，钢铁企业可以使用点价合同作为长期合作采购的替代方案。 此外，嘉吉还与贸易公司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公司可以使用点价合约作为交易工具。 由于很多交易者本身都以基差作为交易视角，基差合约可以直接帮助这些公司实现其交易目的。 ，无需同时在期货和现货双方进行操作，这也是基差合约在众多现货交易品种中受到青睐的原因。 除点价合约外，嘉吉还拥有基差期权业务。 由于基差的波动性小于标的资产本身的波动性，因此可以在基差的基础上进行期权，以帮助金融机构或投资者表达更复杂和精确的期权。 交易观点帮助交易者实现头寸对冲。

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下旬，首达矿业大厂金属（六安钢厂）（以下简称首达矿业）不得不在“五一”前提前准备好生产原材料。 3月26日，公司从嘉吉采购5万吨金布巴粉，以-78元/吨的价格于4月底在连云港交割，作为铁矿石期货基础。 4月份，钢厂担心2005年铁矿石期货合约会相对坚挺，因此向嘉吉公司申请将基差从2005年合约移至2009年合约。 经协商，同意按照5-9份合同差价的市场价格转让头寸，并据此签订了补充协议。 最后，首大矿业根据生产节奏分别于4月24日、26日、27日下单，锁定采购成本。

“在这次基差交易中，首达矿业先是提前安排货源，然后根据自己的生产节奏，在合适的时间锁定价格。这使得钢厂在安排货源和锁定货源时可以分开操作。”成本，使其更加灵活可控。” 王强表示，基差交易为钢铁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了新视角。 通过有效利用基础工具，钢铁企业可以更好地布局供应源、组织生产安排。 以点价合约为例，钢铁企业开展基差交易后可以获得优势，包括能够规避汇率变化带来的风险，因为大连商品交易所的点价合约以人民币作为定价基础，即与大多数钢厂的销售定价一致。 因此可以规避汇率风险； 可以避免到货时间的不确定性，因为点价合同通常以港口现货为标的物，因此买卖双方对交货时间的约定比较有保障，钢厂可以据此确定。 使用节奏； 可以规避进口利润变化的风险，特别是在铁矿石进口亏损的情况下； 它可以帮助公司锁定矿物品种溢价。

过去几年，国内钢铁企业因国外矿山的制约而吃尽苦头。 如今，国内港口铁矿石人民币现货市场的交易量也非常巨大，且参与者比美元市场更加多元化。

“随着国内铁矿石需求的持续增长和铁矿石人民币贸易市场的不断扩大，传统普氏指数定价的局限性和缺陷逐渐暴露出来。 面向未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买家，推出人民币计价结算方式能够更好地满足所有铁矿石参与者的真实需求。”国泰君安期货铁矿石研究员马良表示。

展望未来，买方定价时代即将到来

如今，在推行人民币结算定价后，宝武钢铁集团成为国内首家与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实现铁矿石交易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钢铁企业。

蔡永政表示，使用人民币结算和定价，有利于缓解钢铁行业进出口贸易汇率波动的管控和外汇收支问题。 大多数钢厂的进出口贸易中，铁矿石采购的外汇支出远大于钢材出口的外汇收入。 外汇收支经常不平衡，迫使钢厂投入更多时间控制外汇波动，保持外汇收支平衡。 和努力，以及风险管理成本。 而铁矿石进口采用人民币跨境结算有利于缓解此类矛盾。

铁矿石逐步采用人民币结算定价，矿业界态度也积极。 在全球经济因疫情面临衰退的情况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最终形成趋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对于钢厂来说有一个熟悉和探索的过程。 尤其是大部分钢厂的衍生应用仍缺乏专业团队和体系架构。 但总体而言，重要的是钢厂、矿山和贸易商互惠互利。 后期推广起来并不困难。 只是需要一个逐步总结和推进的过程。

据悉，铁矿石期货交易活跃。 2019年，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焦炭、焦煤期货日均交易量分别为122万手、23万手和9.4万手，折合现货量分别为1.22亿吨。 2300万吨和562万吨； 法人持股比例接近50%。 统计范围内，目前有100多家钢厂、1300多家贸易商和部分矿山参与其中。 市场参与者众多，交易活跃。 铁矿石期货采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和实物交割。 期货与现货市场联系紧密，期货价格代表性强。 期货与现价相关性超过0.9，为企业开展套期保值操作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为推动铁矿石采用期货定价和人民币定价，大商所于2017年开始推进铁矿石等品种“基差贸易”试点。截至2019年，共有23家煤炭、焦炭、钢铁企业参与铁矿石试点项目15个，贸易量超过150万吨。 2019年9月，大商所还推出基差交易平台，进一步服务和支持钢铁等行业企业的期货定价。 截至2020年5月末，平台已有铁矿石基差交易85笔，交易金额约10.03亿元。

期货日报记者了解到，铁矿石也是黑色商品中第一个国际交易品种。 大连商品交易所积极推出基差交易平台，方便买卖双方撮合和报价交易。 这是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 不仅吸引全球客户参与，市场规模也会更大，国内外行业客户和投资者将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交易，从而推动形成更加开放、透明、具有全球代表性的贸易定价基准。 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行业公司发挥避险功能，提高避险效率。

同时，境外投资者的引入增强了铁矿石期货价格的影响力，最终影响了贸易定价。 同时，虽然使用美元作为保证金，但定价和清算均以人民币计价，这再次为人民币国际化做出了贡献。 随着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现金结算合约的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指数或标的将出现在铁矿石定价中，国内企业将在铁矿石定价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对于全球大部分主要商品来说，中国是最大买家，也是全球最大需求国。 以铁矿石为例，中国每年进口铁矿石超过10亿吨，占全球铁矿石贸易市场份额的75%。 我国巨大的现货需求为衍生品市场提供了重要基础。 同时，我国还拥有日趋成熟的大宗商品相关金融衍生品市场。 例如，铁矿石期货上市以来，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衍生品市场。 此外，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在国际计价和结算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国内衍生品市场也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铁矿石国际化的启动也为国际资本进一步参与铁矿石提供了机会。 矿石期货提供了便利。

多年的稳定运行，使得铁矿石期货体系日趋完善，各方市场参与者的认可度也不断提高。 利用铁矿石期货进行套期保值和基差交易的主体不断增加。 大商所铁矿石期货借鉴国际主流成熟商品的成功经验，已成为现货市场报价的重要参考基准，发挥了良好的规避风险、发现价格的作用。

随着产融结合不断深入，期货定价将是未来大宗商品市场的必然趋势。

*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