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制造”的启示: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德国制造”一词最初是由英国官员创造的,带有贬义。1887 年,低价的德国产品大量涌入英国,英国政府要求从德国进口的商品必须贴上“德国制造”的标签。当时的德国之于英国,就如同今天的中国之于欧洲或美国。但英国保护国内企业免受竞争的努力适得其反,短短十几年间,“德国制造”就成了高品质的代名词。
工业4.0研究院翻译了《德国经济复兴:对美国的教训》这本书,解读了德国过去几十年如何取得成功的故事,也告诉了我们一些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传统。

德国的工业革命来得晚,但却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其经济。
直到 19 世纪,德国的政治仍处于分裂状态,经济也一直落后。农奴制使农民依赖地主,贵族得以剥削他们,这种制度在包括德国最强大的王国普鲁士在内的一些地区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初。在英国封建制度结束后的几个世纪里,相当一部分德国人口被困在农业经济中,贫穷且缺乏教育,无法成为工厂工人,更不用说成为企业家精神的源泉了。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德国当时还不存在。当时的德语世界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帝国为中心,这两个帝国由德国人统治,但中间混合着说不同语言的人们和分裂的领土。每当货物越过符腾堡州或巴伐利亚州等独立国家的边境时,都要缴纳关税。这些壁垒阻碍了贸易,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高地德语(标准德语)是知识阶层和商人的语言,但许多地方方言仍然存在,仍然是巴伐利亚州或与丹麦接壤地区日常交流的语言。这些不仅仅是地方口音。有些方言是如此难以理解,以至于当当地人接受电视采访时,广播员必须将讲话翻译成字幕,以便其他地区的观众能够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限制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德国的经济和政治。
德国的制度改革始于 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那段时期,德国自己的民主运动最终失败了,但统治阶级很清楚,德国民众中正在酝酿更大的骚乱。穷人的生活水平本来就很糟糕,而且还在下降,而当农业工人和在机械化田地里工作的公民了解到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民主变革时,他们的期望却在上升。对法国式混乱的恐惧促使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勉强接受了有限的变革,包括解放农奴和 1818 年在普鲁士建立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扩大,使商品能够更容易地在整个德语世界流通。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诞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的阴谋诡计。俾斯麦冷酷无情、务实,他明智地意识到,为了维护贵族的权力和特权,向民众做出让步是必要的。他成功地阻止了真正的民主统治,但另一方面,他引入了医疗保险等改革,改善了普通工人的生活。1883 年,德国工人获得了免费的医疗保健和药品,如果他们无法长期工作,还可以获得病假工资——这比美国的奥巴马医改早了 130 年。俾斯麦让今天的德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会支付医疗保健和教育费用,保护他们免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严酷影响。
与政治变革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一项快速发展的新技术:铁路。铁路的出现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加速了货物和人员的运输,还创造了对铁路和机车的巨大需求。第一批铁路设备是从英国进口的,但德国人很快就学会了自己生产。到1853年,德国94%的机车生产都是由国内公司完成的。德国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由此诞生。
为什么意大利等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德国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自己的铁路制造基地?鲁尔谷丰富的煤炭储量是部分原因。但德国——我指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德国地区——似乎已经受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企业家,他们不安分、雄心勃勃,一心想着开拓新市场和新技术。普鲁士社会的军国主义也发挥了作用,创造了对军事工程师的需求,并为出身于普通阶层的年轻人提供了接受培训的途径。德语地区的贫困和人口过剩也强烈激励人们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大量移民涌入美国,但有些人仍然留下来并创办了公司,这些公司的名字至今仍可在公司徽标上找到。我首先想到的是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826 年,当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只有 14 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承担起了经营家族钢铁厂的责任。 这位年轻人意识到铁路的出现带来的机遇,开始生产车轴和其他机车部件。1852 年和 1853 年,克虏伯发明了无缝钢轨,使车轮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运行而不会散架,这是他事业的突破。1847 年,克虏伯开始生产火炮钢锭。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分包商,他发明了自己的火炮,并于 1859 年开始将其出售给普鲁士军队。“克虏伯”这个名字很快就成为德国军事侵略的代名词。
在很大程度上,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为数百名德国商界领袖树立了榜样。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始人。他接管了家族企业,但将其改造成比他继承的更伟大的企业。本书后面讨论的许多公司都遵循了这种模式。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是一位创新者,他不仅利用了他人发明,还通过发明优于竞争对手且由公司独家拥有的新产品来扩大销售。今天,我们认为公司自己进行研发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新鲜事物。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认识到最前沿的产品能产生最多的利润。现在我们可以说,克虏伯瞄准的是高端市场,即价值链的顶端。克虏伯不满足于自己生产导管,让另一家公司将其加工成大炮。获取利润的方法是提供生产过程中技术挑战性最大的部分,做一些竞争对手做不到的事情。
但 19 世纪的克虏伯也瞄准了价值链的底端。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希望控制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甚至包括生产铁矿石的矿山。克虏伯还拥有自己的国际销售队伍。经济史学家理查德·蒂利认为,这种现在被称为垂直整合的垂直整合使克虏伯和其他德国公司比英国竞争对手更具优势。英国公司在政府主导的商业体系下运营,该体系被用作外交政策工具。德国公司更接近客户和供应商,对市场动态有更好的了解。今天,只有少数公司追求如此高水平的垂直整合,但偶尔也有例外。2013 年,当宝马开始大规模生产车身主要由轻质碳纤维制成的电动汽车时,它决定通过与 SGL Carbon 的合资企业在华盛顿州自己生产原材料。现有供应商无法生产宝马所需的产品。而且,建立和维持外国销售和服务组织的做法仍然很常见,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德国公司也是如此。
维尔纳·冯·西门子出生于 1816 年,即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去世几年后,他是汉诺威附近一个小镇上一个贫穷佃农的 14 个孩子之一,后来成为德国经济史上的杰出人物。工业革命为有才华和抱负的年轻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道路,维尔纳·西门子是阶级制度出现裂缝后释放人类潜能的典范(维尔纳·西门子后来获得了贵族头衔“冯”)。由于无力承担高等教育费用,维尔纳·西门子加入了普鲁士军队,学习工程学。在服役期间,他发明了一种名为“罗盘电报机”的机器,这种机器不需要使用摩尔斯电码。这成为他与合作伙伴于 1847 年创立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公司的基础。在赢得柏林和法兰克福之间修建电报线路的订单后,维尔纳·西门子出国寻找新业务,在俄罗斯和英国修建电报线路。 后来,他在大型电力公司的开发和商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公司如今已成为西门子企业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一样,维尔纳·西门子也为德国商界领袖树立了榜样。他首先是一名工程师,虽然他对商业有着敏锐的嗅觉,但他似乎对发明有着真正的兴趣。维尔纳·西门子曾写信给他的兄弟卡尔·西门子:“公司作为财富的来源对我来说是次要的。我把它看作是我建立的王国,我想把它传给我的后代,让他们继续在其中战斗。”这句话今天可以成为无数德国企业家的座右铭,对他们来说,制造产品比金钱积累更令人满足。维尔纳·西门子也是德国企业家早期的榜样,他们不惧怕进入俄罗斯或中东等比德国市场潜力大得多的外国市场。
除了制造业巨头,还有成千上万的小企业填补了大公司不感兴趣的领域。历史学家保罗·埃克尔说:“德国几乎每个中等城市都有一家小型家庭经营的机械车间。”这些是中小型企业的先驱,这些小型、高度集中的公司对德国经济的推动力超过了任何其他行业。本书后面讨论的博物馆展示柜制造商 Glasbau Hahn 在这个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维尔纳·西门子等众多德国企业家之所以如此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化,原因之一是他们必须与英国竞争。德国的自然资源有限,海军远不如英国强大,进入公海的通道也有限。与英国相比,德国在国外市场的影响力相当弱。正如我们所见,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德国甚至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尽管存在这些缺陷,或者可能正是因为这些缺陷,到 19 世纪末,德国的经济更具创造力,更注重技术。1885 年至 1890 年间,德国发明家发明的专利数量是英国发明家的 11 倍。德国大学建立在普鲁士教育体系的基础上,旨在为军队培养技术专家,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培养了 3,000 名工程师,是英国的 8 倍。德国拥有一批受过大学教育的企业经理,这是英国半个世纪以来从未见过的。德国企业经理在英国工厂当学徒,学习他们的方法和技术,并聘请英国专家到德国工厂工作。他们还前往美国学习大规模生产方法。这种对技术培训和教育的重视仍然是德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雄心勃勃的德国年轻人出国旅行和工作,了解其他文化和他们的做事方式。
到 19 世纪下半叶,德国出口增长速度已超过英国,威胁到英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地位。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威胁,召集皇家委员会研究这一问题,并于 1887 年颁布了一项要求贴上“德国制造”标签的法律。然而,无论多少保护主义都无法阻止德国制造业的崛起。到 1913 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占世界贸易的 12.3%,仅次于英国的 14.2%,高于美国的 11%。海外销售额占德国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1907 年,克虏伯在德国雇用了多达 64,000 名工人,其现代化企业集团蒂森克虏伯在 2012 年的雇员人数也相当。毫无疑问,那时的德国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出口国,回想起来,德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随后做出的决定似乎更加愚蠢和令人费解,甚至是悲剧性的。
然而,如果认为 19 世纪的德国正稳步走向繁荣,却因威廉一世及其将军的狂妄自大而遭到破坏,那就错了。那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军事冲突和经济危机频发。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生活艰难,常常悲惨。工作条件恶劣,工资勉强维持生计,能否维持生计令人担忧。德国企业经理可能会因为创新而做出草率的决定。由于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及其继任者的过度扩张和错误判断,克虏伯公司屡屡陷入金融危机。随着克虏伯、西门子和拜耳等公司成长为巨头,他们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几十年前一直是其特征的竞争。他们创造了一个新术语“Interessengemeinschaft”(德语为 IG)。字面意思是利益共同体;实际上,这是一种垄断。 19 世纪 80 年代末,许多大公司倾向于组建“利益共同体”,以保护自己免受国内竞争。化学工业是最突出的例子。两家垄断企业控制了德国染料生产的 95%,染料是当时最重要的化学产品,由合成化学品制成。在全球范围内,德国化学工业的两家垄断企业控制了 80% 的生产。其中一家垄断企业 IG Farben(Farben 在德语中是“染料”的意思)因使用奴隶劳工和供应 Zyklon B(大屠杀期间用于杀死犹太人的毒气)而臭名昭著。
这一切都为未来奠定了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领导人回顾了他们从一个后封建农业经济体转变为全球商业强国的那个世纪。德国企业已经形成了持续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传统。它们具有创新精神,具有全球性。但他们仍然偏爱家族企业。尽管他们生性谨慎,但当回报或威胁足够大时,他们也会变得大胆,甚至鲁莽。他们非常重视教育。他们倾向于寡头政治。
1914 年德国决定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其经济后果与随后发生的巨大人间悲剧相比似乎微不足道。然而,为了了解现代德国经济,让我们简要分析一下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企业的影响。
毫无疑问,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灾难性的。德皇和他的将军们严重低估了战争的成本和持续时间。军队从劳动人口中征召了 1300 万士兵,占德国人口的 20%,其中 300 万人死亡。国内经济几乎完全转向战争生产,导致德国人民极度贫困。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经济的破坏远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战后影响仍然巨大。德国公司被切断了与他们曾经熟练利用的国际市场联系。德国的国际专利被无效,竞争对手得以窃取德国技术。例如,美国公司现在可以生产阿司匹林,这威胁到了拜耳的垄断地位。德国的海外财富被没收。
战争期间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对需要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企业不利。但一些聪明人从 1923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获利,这将对德国制造业产生持久影响。例如,一战期间一家纺织品制造商的富裕后代 Günther Quandt 利用贬值的德国马克收购了电池制造商 Varta,为其儿子 Herbert Quandt 的财富奠定了基础。Herbert Quandt 后来收购了宝马,他的继承人仍然控制着该公司。另一个发展值得一提。为了平息工人的躁动,德国公司引入了“共同决策”的概念,让工人委员会在公司管理中拥有发言权。这是俾斯麦在上个世纪使用过的一种策略。为了保持总体控制,商界和政府精英在工人阶级的重要日常事务上做出了让步。
德国国内外许多人都认为纳粹时期是德国经济繁荣、科技进步的时期,但事实并非如此。德国在经历了2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纳粹之前的通货紧缩和政府紧缩政策后,急需复苏。纳粹党卫军对德国科技优势的宣传过于夸大,甚至外界人士也潜意识地接受了这种宣传。当时德国军队的运输工具仍以马匹为主。尽管德国在应对盟军轰炸方面更早部署喷气式飞机,但实际上,英美的喷气涡轮技术更先进。德国科学家在雷达的开发和部署上远远落后于英美。
德国制造业的雅利安化使德国经济失去了一些最精明的银行家和企业家。法兰克福的银行业主要由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及其后代创立,他们在 18 世纪为黑森州的贵族服务,并帮助当地犹太人社区摆脱了贫民窟。纳粹时期将犹太人驱逐出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使这些机构失去了重要的专业知识来源。鉴于德国银行业和资本市场如今的糟糕状况,人们不禁想知道德国的资本市场是否能够复苏。在撰写本文时,德累斯顿银行已经消失,德国商业银行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德意志银行正在努力维持其在全球投资银行中的地位。与美国相比,德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在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商业融资来自资本市场,三分之一来自银行。在德国,这一比例恰恰相反。 德国人仍然不愿意在股票市场上筹集资金。大型公司,如全球最大的汽车电子零部件制造商之一博世,仍然是私有的。然而,这可能对德国有利。德国公司生产的资本货物和昂贵的商品极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没有股东不断增加的季度收益压力,德国公司能够进行长期规划。然而,他们需要有能力和审慎的经理来利用这种自由。
正如纳粹时期德国制造业的实力被夸大一样,盟军轰炸对德国制造业的影响也被夸大了。1944 年美国空军的一项调查发现,轰炸只摧毁了所有机器的 6.5%,其中只有 10% 完全无法使用。英国的夜间轰炸针对的是工人居住的街区,根据精确计算,技术工人比机器更容易被摧毁,更难被取代。虽然人力损失巨大,但西德受益于战后大量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东欧地区的技术人才的涌入,这些地区曾是普鲁士历史的一部分,并且有大量德国人口。赫伯特·坎内吉瑟当时从波兰来到西德。他学的是工程学,在航空制造业工作。赫伯特·坎内吉瑟最终来到了德国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弗洛托,那里是德国纺织业的中心。赫伯特·坎内吉瑟发现纺织制造商需要设备,于是他和妻子埃尔玛开始生产熨烫衬衫的机器。 起初,只有 Kannegiesser 夫妇和两名员工在工厂车间工作,但业务迅速发展。尽管服装业最终放弃了德国和欧洲,转向亚洲或其他劳动力廉价的地区,但 Herbert Kannegiesser 专注于需要专门技术的业务领域,并成为拥有工厂网络、年销售额约 3 亿欧元的国际供应商。我们将在本书中多次提到 Herbert Kannegiesser 的儿子 Martin Kannegiesser。
1945 年的德国饱受创伤、饥荒和混乱,城市一片废墟。尽管大多数德国公民的处境看起来很糟糕,但用历史学家保罗·埃尔克的话来说,当时德国的商业状况“还不算太糟”。
德国制造业因为成长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战后迅速恢复增长势头,工业4.0研究院将探讨德国、日本成功经验,解决高质量发展问题,并在工业4.0头条、工业互联网沙龙两大平台上发布独家内容。

i4CN(Industry 4.0 China - 工业4.0的简称)是中国在工业4.0、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无人工厂等领域最系统、最全面的第三方咨询公司。公司整合华为、博世、腾讯、美的等专家,率先提供工业4.0一体化解决方案,包括i4技术项目、i4四大管理体系、十大思想变革三层金字塔咨询架构;可指导企业实施专业的工业4.0变革和无人工厂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助力国家实现中国制造2025宏伟蓝图。

梁卓晔,i4CN首席顾问,中国工业4.0、智能制造、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专家,华为ISC、IPD体系专家,华为ISC+项目组成员,智能制造标杆工作坊项目经理,工业4.0十大思想变革、无人工厂建设体系创始人,中山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双MBA,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本科。欢迎需要引入华为ISC、IPD体系、实施工业4.0无人工厂的企业与i4CN合作。
(请搜索i4CN梁卓野老师相关课程视频,了解更多)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twgcw.com/gczx/5390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