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毛主席和党中央下决心搞三线建设的背后故事

1964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建设三线的时候，我在上海，担任华东局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我怎么就到西南三线去了呢？1965年3月，朱德、董必武、聂荣臻、贺龙、柯庆施来到成都，李景泉陪同他们参观了青羊宫花展。这个花展不但展花卉，还展四川的工业产品。来看的人都是政治局委员，看完之后，对李景泉说：你们四川太落后了。对柯庆施说：你们上海那么多工业，你为什么不搬一些过来帮扶一下呢。西南三线包括云、贵、川三省，还有湘西、鄂西、豫西等地。当时西南三线的工业基础确实很差。 旧中国西南是军阀混战的地方，贵州没有工业，云南也没有工业。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蒋介石从沿海带了一些工业。新中国成立后，也建了一些项目，但基础还很薄弱。于是，几个政治局委员提出上海支持，柯庆施马上就答应了。柯庆施回电让我们干。

当时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兼任计委主任，华东局书记韩哲毅兼任经委主任。考虑到支援西南三线涉及整个华东地区，上海指挥不了华东局，就决定由华东局和上海两地合作办这件事。他们派我和上海市计经委副主任马志军到四川落实这个任务。我们到成都见了柯庆施，柯庆施请我们帮助西南制定三线建设规划。为此，我们首先进行了调查研究。我们考察的第一个地方是四川江油（广元附近）的长城钢厂，这里已经建了一两个分厂，开始炼钢。我们了解了那里的生产情况，包括基建进展如何，产了多少钢，产能有多大，质量有多好，等等。 正在调查的时候，我们接到电报，说柯庆施4月9日在成都突然去世，要我们赶回成都参加葬礼。葬礼结束后，我们继续调查，坐吉普车去了绵阳、广元、德阳、自贡、宜宾、重庆等地，一个多月。

回到上海后，我们制定了搬迁计划，报国家计委。按照计划，华东地区要搬迁250多个工厂、10多万人。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文革”爆发，实际搬迁了120到130个工厂、5000多台设备、近4万人。搬迁任务确定后，就开始组织实施搬迁工作。一般是搬一半，留下一半，设备、工人、技术人员都是这样，设备不够，就现在就搬，当然也有把设备全部搬到三线的情况。具体的搬迁工作组织得很严格。

当时，除上海外，华东地区还有从江苏无锡、常州、南京，浙江杭州、山东等地迁来一些工厂。从上海迁来的工厂主要是机械厂。电子工业在四川有一定基础，此外还有制药、棉纺、仪器仪表等。成都制药厂是从上海迁来的，成都第一棉纺厂有上海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仪器仪表方面，上海华通开关厂迁往贵州，配套的20多家工厂迁往四川重庆北碚。现在的重庆自动化仪器厂大部分从上海迁来，也有一部分从北京迁来。华东和上海部分工厂的迁入，只是三线建设的一部分。

当时，国家计委、建委、国防工业办、一机部、八机部、铁道部、冶金部等多个部委都派出由副部长和正厅级干部组成的工作组，组成指挥部，分别或联合到四川勘察地点、规划设计新工程。为保证三线物资供应，物资部、商业部等也派出由副部长担任指挥部，就近解决后勤工作问题。

根据三线建设规划，西南三线要建设几个工业基地，即： - 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基地，生产火炮、机关枪、各种子弹等。兵器工业部所属的常规武器基地全部集中在重庆地区。 -

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航空工业有三大部分，除成都外，贵州还有两部分，一个在遵义，一个在安顺，都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成都的132厂是从沈阳搬过来的。绵阳主要生产雷达，现在大家熟知的长虹电视就是由绵阳的雷达厂生产的。川东北的达县有航天工业。--以重庆到万县的长江上游为中心的船舶工业基地。--原子能工业基地，在巫溪一带，沿成昆线排列，很长。云南也有一点。

当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华东局向周总理提出换人，总理说：“不行，你们把那么多工厂、那么多人都搬到华东来，原来负责这项工作的人怎么能没有呢？”于是，1966年2月4日，春节刚过，我就离开上海去了成都。

我到成都的时候，彭德怀同志已经到两个月了。我们都住在永兴巷7号。这里原是四川军阀潘文华（解放前任川军司令，后来起义）的家。前院是平房，原是潘文华母亲住的地方。后院是一栋楼，楼上楼下有四间套房。潘文华有四个小妾，每人住一间。彭将军来了之后，就住在前院。中间的大房间原是经堂，成了彭将军的客厅。我到成都之后，就住在后院楼上。我和彭将军天天见面，但是说话不多。当时，李景泉兼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程子华是常务副主任，还有三个副主任：严秀峰、彭德怀和我。 我还兼任机械总局局长。

我的印象是彭将军到这儿来以后，主要是出去调查研究，不干什么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央发给省、军两级的文件，他都有一份。有时中央发电报，他要我念给他听。二月中旬，在锦江宾馆开三线建设总结会，总结一年来的工作。会后，我到渡口、重庆、江油等地了解情况。调查了三个多月，直到“五一六通知”下来，“文革”开始，才回成都。“文革”开始，对三线建设没有反对的声音，因为三线建设是毛主席决定的。

1966年10月，林彪在他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走资派不但文化界有，工业界也有，还说李井泉是流氓。西南局经济委员会主任李斌参加会议，他听林彪说李井泉是流氓，很吃惊，回去后不敢传达。但北京的红卫兵很快就知道了林彪的讲话，来到成都抓捕李井泉。李斌害怕了，自杀了。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12月。1966年12月又发生了一件事，北京的红卫兵来到成都，抓捕了彭德怀同志。这时，李井泉、程子华、闫秀峰等同志都被造反派抓捕了。

一天晚上，北京的红卫兵（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找到三线建设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要把彭德怀带走。杨培说：“这件事情我不能做主。”当时杨培没有告诉他们我住在哪里。第二天早上8点钟，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不知怎么知道的，找到我，说要赶紧派飞机把彭德怀接来北京。我说：“彭德怀同志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中央的文件，我没有权力让你带他去，我也没有权力调动飞机。”他们不同意。我说：“你们其中应该有一个人给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请示一下。”他们不敢那么做。 后来我打电话向周总理请示，接电话的大概是童小鹏同志。三个小时后，总理办公室给我回电话，给了我三条指示，要我负责传达、执行：第一，告诉成都军区派一个副参谋长带一个排护送彭德怀同志，不要坐飞机，坐火车；第二，防止半路被劫持，确保他安全到北京；第三，钱敏负责把彭德怀的文件全部收集起来交给中央。我们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办。之后，我们又联系了铁路局，专门挂了一辆马车，成都军区派人护送彭将军进京。 彭将军的所有文件，包括中央发给他的文件，以及他本人的著作，如1962年6月写的《请愿书》原稿，即所谓的“八万字信”，都交给了中央。据说红卫兵把彭将军住处的文件资料全部拿走了，这是误会。其实，一张纸也没拿走。

1967年3月以后，三线建委实际上已经不能工作了。1967年6月，我被关进西南局所谓的“学习班”，名之为学习班，实为实行“五禁”的“牛棚”。三线建委处于瘫痪状态，但其所属许多工厂仍在建设中。如攀枝花钢铁厂没有乱。为什么呢？除了这是毛主席亲自下达的工程外，和那里负责工作的人也有很大关系。攀枝花的“支左”是铁道兵第五师，师长姓顾，师长是冶金指挥部的徐驰同志。他们一直坚持生产。

但是“文化大革命”确实对三线建设造成了影响，重庆、成都等地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动用了机枪、大炮、坦克，三线许多工厂参与其中，严重影响了生产建设。真正的全面恢复，是在1969年6月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恢复三线建设之后。因此，三线建设出现了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1965年，搬迁建设；第二次高潮是1969年冬至1972年，恢复建设。

1969年6月，中央召开恢复三线会议，四川的李大章出席了会议，他当时是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参加会议的还有当时还在掌权的四川“二廷”，也就是刘杰廷、张希廷夫妇，他们是四川造反派的头目，他们分别是原宜宾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委书记，这两个人坏得不得了，后来都被判刑了。张、刘二人当然不会反对恢复三线，但他们指出，西南三线现在没有人了，原来的都是被打倒的走资派，他们要求中央派人来援川。周总理问：从上海调来的钱敏在哪儿？他有什么毛病？刘、张不认识我，李大章认识我，就回答说：他在西南局学习班学习。 周总理说：让他出来工作吧。本来我六月份北京开完会就可以出来工作，但是刘、张要安插一个他们喜欢的人来管三线，不让我出来，但是他们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一直拖着。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动员令，要求所有不在职的干部都下去。我照常下去。这时，李大章找到我，叫我不要下去，让我负责三线工作。还跟我商量给我起什么头衔，怎么开展工作。我说三线建委停办两年了，如果恢复工作，工作就难以开展。要不要先给我起个省革委会联络员的头衔，下去了解情况，见机行事，逐步恢复工作。他说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带着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坐上吉普车，重新出发干活。当时部队急需能拉导弹等十几吨重的重型车辆。我决定先去大足，恢复大足机器厂的生产。 大足机械厂一片废墟，车间里长满了杂草，机床的重要部件都没了。我把厂长王乐三和党委书记召集起来开会，商量恢复生产该怎么办、从哪里下手。大家都感到非常为难。想来想去，只能想办法向工人请教，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找到了几个老工人，他们听说毛主席要恢复生产，非常高兴，告诉我们：放心，我们把机器零件拆下来，上好油，就放在那里。工厂停工两年多了，只要拆下来清洗一下，机器就能用。我们听了很高兴，就先组织工人清理垃圾，打扫车间。然后把机床清洗、组装起来，组织技工把设计图擦干净，把工艺设备做出来。这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1970年上半年恢复生产。恢复后生产从法国进口的重型汽车，牵引力15吨，载重量10吨，由北约部队装备，怎么能送给我们呢？当时的背景是美法冲突，戴高乐想让美国转让计算机技术，美国不同意，一怒之下把北约总部赶出了巴黎。驱逐后，原来的总部除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外，就改建成了生产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的工厂。中法建交后，戴高乐送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就是制造重型汽车的设备。这套设备放在大足，生产的重型汽车就是“红岩”牌汽车。“文革”结束几年后，这个工厂总部迁到了济南。

攀钢基地建设和成昆铁路的建成通车，是西南三线建设中最重要的两个项目。铁路的建设主要由铁道兵和铁道部负责，攀钢的建设我们更负责。攀钢的及时建设，和“文革”期间没有发生动乱有很大关系。他们在那里也夺权了，但那只是名义上的夺权，并没有实际影响到建设和生产。攀钢基地最大的问题，就是那里的钒钛磁铁矿能不能用来炼钢，如果成功了，那将是一个很大的功业。用钒钛磁铁矿炼出来的钢，耐磨、耐高温，这种材料在航天飞行器上用得很多，机器的齿轮、导轨都用它，耐磨性比普通钢强四倍。 我国是世界钒钛铁大国，但在冶炼加工上存在许多困难。用钒钛磁铁矿炼钢时，按常规炉料中二氧化钛含量不能超过16%。而攀枝花的钒钛磁铁矿二氧化钛含量却超过了25%，铁水粘度过大就会在炉腔内“结壳”，整座炉子就会报废。三线建设前，苏联专家到攀枝花视察，结论是钒钛含量过高，拒绝帮助我们在那里建钢厂。但在三线建设时，我们决心攻克这个难关。

至1972年，西南三线第一期工程基本完工，主要进展情况有：

1.成昆、川贵、贵昆、湘贵、襄渝铁路全部通车，铁路两侧道路全部通车。

2、钢铁工业：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长城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

3.以重庆为中心的化学工业，建成了重庆化工厂、川南化工厂、成都青霉素厂、西南合成制药厂（重庆）等，并对重庆市内一批老工厂进行了改造。

四是电子工业：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绵阳、内江等地，建有20多个工厂；另一个以贵州的都匀、凯里为中心，有配套的工厂和科研院所，也有20多个单位。

5、遵义、安顺、成都等地飞机制造业已具一定规模。

6、航天工业：四机部电子工业部分划归航天工业部，节省了时间，发展速度更快。绵阳地区建起了可以说是亚洲最大的风洞试验场，原来是在山洞里，现在搬到了绵阳。

7.川南、川北的原子能工业也有了发展。

三线建设不只是军工厂的建设，还涉及到各大工业部门。其实军工投资只占20%左右，主要还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在西南三线建设上投资了40多亿元，相当一部分投资用于交通建设，特别是成昆铁路。还有几个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年发电量70万千瓦的龚嘴电站，年产120万吨的九里水泥厂，六盘水煤矿、铁矿等，都是当时修建的。所以我同意有些文章说的三线建设是中国历史上西南省区工业、科研、教育、能源、电力、交通、通讯系统规模最大、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改造。

就拿四川来说，国家在四川投资了200多亿元，经过几年的建设，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钢铁、机械、电子、化工、电力、航空、原子能、动力设备等应有尽有，可以说什么工业都有，四川的工业基础就是三线建设时期打下的。

三线工厂边建设边生产，服务全国。当时正值抗美援越战争，我们使用的枪支、火炮、子弹都是三线工厂提供的。三线建设为抗美援越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2年11月，我调到重庆，任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后来名义上担任革委会副主任，第一书记陆大东任革委会主任。当时没有集中统一，工作根本没法开展​​。1977年，陆大东调任省长，我接替他的工作。1978年，我调北京任四机部部长，1982年退到二线。从1983年起，我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并参与三线建设。这可以说是我参加三线建设的第三个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沿海地区发展迅速，客观上放松了内地的建设，三线建设十分艰难，加之当时有全面否定三线建设的倾向，关心三线建设的人少了。1983年，我们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汇报了这个问题。赵紫阳从1975年起就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对三线的情况比较了解。赵建议把三线建设问题纳入国家的五年计划。于是，国务院成立了三线建设调整重建规划办公室和三线建设调整重建规划领导小组，由陆大东任主任，钱敏、郑瀚涛（原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任副主任。 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副部长均是领导小组的成员，其中8人曾参与三线建设工作。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统筹规划，把那些太深山、第一批生产难度太大的工厂，先搬迁到大城市附近，或者中小城市附近，比如贵州一些工厂就搬迁到都匀，或者搬迁到贵阳附近的新城区，电子产业基本都搬迁到离成都18公里的地方。

1964年，毛主席决定进行三线建设时，提出依山、分散、扎营，建立小城镇。后来林彪改成了依山、分散、窑洞。实施时，选址要求两边都是山，甚至很多工厂都钻进了窑洞，生产生活十分困难。

198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会议。李先念同志给会上写了一封信。他认为，三线建设应当肯定，它不但建设了国防工业，而且把工业从沿海推到了内地，改变了我国工业的布局。当时，对三线建设的否定论调很高，甚至有人说，调整改造没有用，浪费钱。李先念同志的这封信，对抵制这种错误论调，坚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起了重要作用。从1984年到现在，三线建设分三批进行调整改造，国家共投入20亿元。经过调整改造，很多工厂的效益逐渐提高。如电子工业中的军转民企业，生产家用电器、电子计算机等，效益就很好。 生产“长虹”牌彩电的绵阳厂原来是搞雷达研制的，陕西的“黄河”、南京的“熊猫”原来是搞雷达、通讯设备的。西北三线的一些工厂经过改造，生产现代纺织机械，效益也很好。从世界范围看，三线建设的成绩是不能否定的，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西南、西北的工业基地。特别是在四川，三线建设以四川的成绩最为显著。四川的工业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钢铁、电子、电站设备、重型机械、汽车、化肥等生产基地，有许多高科技产品，在海外颇有名气。1985年，四川社会总产值达1023.25亿元，1991年达2591.7亿元，分别位居全国第六、第七位，一度达到第五位。 这与三线建设时期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1985年，原电子工业部部长、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计划办公室副主任钱民同志在一、三地区经济技术合作会议上发言。关于三线建设，历来存在着争议，毛主席在世时，人们不敢争论，毛主席逝世后，争论十分激烈。有人以为，当时把三线投资投到沿海，效益是这样的，讲问题，没有考虑当时的情况。当时，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南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矛头指向我们；北方苏联部署了百万大军，苏美联合对华，形成南北夹击的局面。 再加上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不断袭扰东南沿海，台湾的飞机半个小时就能飞到上海，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搞三线建设，不备战，可以吗？

自从第11届CPC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这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好处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口号。 现在，我们使用了1300亿美元的外国资本，仅次于美国（美国使用1.3万亿美元的外国资本），而我们应该在发展中国家中介绍新技术，或者我们的技术不足以交换我们的市场。

最初发表在1999年的“党历史博览会”中。（Zhifanyemao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