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下水道油纸包的故事：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

过去几年，中国网络上充斥着不少关于外国的误解甚至谣言。有网友认真总结了这些谣言：“日本少年夏令营、美国霸道小护照；索马里全民医保、印度恒河奏效；欢迎民主的伊拉克、德国良心下水道”。在这些错误信息中，德国下水道油纸袋的故事最为显眼。

2010年7月，一篇关于青岛下水道的帖子，语气严肃地写道：青岛的施工人员在修复德式下水道时，发现一个部件损坏，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只好向德方求助。对方回复说，该部件周围三米之内一定有备用的部件。结果，工程人员在附近挖出一个小箱子，发现了用油纸包着的部件，打开一看，全是亮晶晶的……

其实，这完全是谣言。经过近百年的城市改建和扩建，如今青岛德占时期的排水系统已经不及当年的千分之一。“油纸包”更是无稽之谈——下水道一般都是混凝土管、陶土管或玻璃砂管，只有有特殊要求的地区才用金属管，但并没有“闪闪发亮”的金属部件。

但这个谣言也间接表明了德国制造的声誉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有关“油纸包”的谣言可以终结了，但中国人对“德国品质”的印象却在不断加深。

从早年风靡一时的桑塔纳，到近年来以奔驰、宝马为代表的豪华轿车；从电气领域的博世、西门子，到化工领域的拜耳、巴斯夫，甚至近两年数码爱好者常谈的蔡司、徕卡，都是德国制造的杰出代表。纪录片《美国工厂》中对制造业没落的忧虑，在德国几乎是闻所未闻。

在全球发达经济体制造业衰落的哀嚎声中，德国无论从产业发展还是就业占比来看，都是个异类。比如，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约为12%，德国则为22%；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为10%，德国则为20%。德国制造业为何能在东亚国家的冲击下屹立不倒，这是一个充满迷思的问题。

德国为何变得如此不同？本文将用三个关于德国制造的故事来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

1 战争机器：硝烟背后的制造帝国

1934年，在击败了所有能击败的对手后，希特勒正式加冕为“元首”，战争机器的轰鸣声越来越响，但距离德军坦克开工还差一个关键步骤。

当时德国的原油供应十分匮乏，85%的成品油都依赖进口，因此只要敌国切断对德国的成品油供应，德国坦克很快就会熄火。但德国煤炭供应充足，于是纳粹政府试图用煤炭制造合成油来替代原油。这个任务很艰巨，果然落在了IG法本公司的肩上。

IG Farben是由三家化工巨头爱克发、巴斯夫和拜耳合并而成。这三家公司都不普通。爱克发是全球影像技术的先驱，曾与柯达、富士齐名。巴斯夫开创了印染时代，是1885年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公司之一。拜耳研制的阿司匹林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

1925年，法本公司成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化工集团，拥有十多万名员工。为了攻克“煤制油”难题，法本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想方设法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在美国新泽西建立研发中心，共享成果。在这里，法本公司掌握了对战争至关重要的加氢技术。

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的法本公司工厂，1944 年

屠杀犹太人的毒气也是由IG Farben提供的

众所周知，“闪电战”是希特勒的法宝，其核心就是能够快速部署的大量机动部队。而这种机动部队的技术前提就是大量的减震剂，这种减震剂可以减少车辆震动，使发动机运转更加平稳。乙基液就是这种减震剂的代表。生产这种减震剂的技术基础也来自法本公司。

二战期间，IG法本公司的研发费用占比全球最高，这个疯狂的化工巨头几乎凭一己之力推动了全球工业的发展。从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间，IG法本公司申请的国际专利达889项，占全球化工公司专利总数的17%。而排名第二的美国杜邦公司专利数为321项，仅为IG法本公司的三分之一。

到1943年，法本公司已经垄断了德国100%的合成橡胶、甲醇和润滑油的生产，以及98%的染料、95%的毒气和镍、90%的塑料、88%的镁、80%的炸药、70%的黑火药、46%的航空汽油和35%的硫酸。可以说，如果没有法本公司疯狂的生产能力，希特勒的战争早在1943年就注定要失败。

法本公司垄断了纳粹化学品生产

不只是法本公司，整个德国制造业在二战期间都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比如制造了豹式坦克和虎式坦克的保时捷、生产了至少两万辆坦克的奔驰、制造了大量军用摩托车的宝马、制造了“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容克斯、以及李鸿章的老朋友克虏伯，生产了无数重炮。

克虏伯的古斯塔夫大炮，1943年

因此，法本公司一直是盟军重点攻击的对象，短短两年间，法本公司位于路德维希港的工厂被轰炸了652次，几乎一天都没有停歇。战后，法本公司被英、法、美、苏四国瓜分，美国获得了最核心的部分，在化工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战后初期，美国一度占据了全球10大化工公司中的8席。

法本公司用极端的例子表明德国人对研发的重视甚至痴迷，这种偏执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个数据就能看出德国人对研发的疯狂：德国人均专利申请数量是法国的2倍、英国的5倍、西班牙的18倍。企业研发投入占营收比平均为11.9%，不少企业超过20%。相比之下，华为2018年研发占营收比重约为14.7%，阿里巴巴为9.1%，腾讯为7.3%。

在这样的环境下，德国企业普遍有着“硬核”气质。比如，成立于1959年的工业胶粘剂公司DELO，仅用3克胶粘剂，就将一辆17.5吨重的卡车举离地面1米，持续1小时；专门生产手表的公司Sinn，将潜艇钢运用在手表中，表壳防水深度可达12000米。

除了企业，德国政府也热衷于研发，投入巨资建立完整的产业研发体系，对马普所、弗劳恩霍夫学会以及各类应用技术学院给予大量支持。这些研究机构有各自的分工，有的负责基础研究，有的注重技术商业化，有的注重服务中小企业，有的注重培养技术人才。

对研发的执着，是德国制造的第一秘诀，也是德国制造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必须靠血肉来承载，而对于制造业来说，血肉就是高科技的产业工人。

2.人民的汽车：德国奇迹的宠儿

1955年8月5日，德国沃尔夫斯堡，十万群众挤进一个临时搭建的体育场观看演出。演出内容十分丰富，有美国红磨坊的摇摆女郎，有南非黑人合唱团的灵魂乐，还有风笛伴奏的苏格兰高地踢踏舞。整场晚会持续3个多小时，堪比德国版的春晚。

原来，为了庆祝第100万辆汽车下线，大众举行了特别仪式，并安排了1200名媒体老师出席仪式（并撰写公关文章）。被人群包围的汽车不仅被漆成金色，保险杠上还镶嵌了水晶钻石。庆典结束时，大众老板高呼：“向第二个100万辆汽车迈进！”

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距离纳粹垮台只有十年。

1955 年，大众庆祝第 100 万辆汽车下线

大众的成功也是西德经济快速复苏的一个缩影。上世纪50年代，西德GDP年均增长率为7.6%，而英法两国分别为3.2%和4%，美国仅为2.2%。战后，普通民众从捡地上的烟头换面包，到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家庭汽车数量也在10年间增长了7倍，其中大众占了很大一部分。

20世纪50年代末，德国《明镜》周刊将大众汽车称为“德国奇迹中最受宠爱的孩子”，将其奉为神明。然而，这个30年后率先进入中国、以“大众桑塔纳”为武器席卷中国的汽车品牌，当时也和其他德国制造业一样，面临着巨大的难题——合格的技术工人越来越难找到。

这个问题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根本不是问题，战后初期，德国到处都是一片废墟，城市里住房、食物、衣服、燃料都严重短缺，货币疯狂贬值，以至于人们用美军士兵留下的香烟作为硬通货进行交易，据说一根香烟可以换一天的口粮，两根香烟甚至可以换一个姑娘。

除了废墟，到处都是难民。这些难民往往几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用从天花板垂下来的毯子隔开。他们连吃的都吃不饱，所以不在乎工资和工作条件。他们愿意做任何能找到的工作，其中不乏技术精湛的工人。因此，东德难民的涌入为西德提供了充足的产业工人，这些工人既好又便宜。

大众汽车也借着这波难民潮迅速崛起。战后初期，盟军视察团发现，沃尔夫斯堡大众工厂70%的建筑物和90%以上的机器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大量战争结束后剩下的物资也被囤积起来，使得这家大众工厂成为德国唯一一家原则上可以在战后立即投入生产的工厂。

为了缓解沦陷区汽车短缺的问题，促进就业、维持社会秩序，大众汽车工厂在“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下迅速开工，由于沃尔夫斯堡靠近东西德边境，工厂还吸收了大量东欧难民，在充足廉价的劳动力供应下，大众汽车产量迅速增加，不到10年时间增长了50倍。

1960 年柏林街景

然而，随着1961年柏林墙的兴起，分隔东西欧的铁幕慢慢落下，来自东方的难民劳动力迅速枯竭，大众开始面临“招工难”的困境。不过，与竞争对手福特在20世纪20年代就以机械化取代技术工人不同，大众反而加强了员工培训，技术工人的比例稳步提升。

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西德政府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从土耳其等国招募大量客籍工人，而就在这个时候，著名足球明星厄齐尔的祖父母来到了德国。

客家工人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无法解决劳动力素质问题。与此同时，东德开始实行“新经济体制”，大力加强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对教育的投入一度达到西德的两倍，让柏林墙对面的西德深感焦虑。1969年，西德通过了《职业教育法》，著名的德国双元制教育制度由此开始。

双元制教育模式的主体一般为高中毕业生，学制为2-3年，学生60-70%的时间在企业学习实操，30-40%的时间在学校接受理论培训。由于实习期间学生与企业能够加深了解，85%的学生毕业后直接留校，每年约有100万名学生以这种方式进入职场。

19 岁的亨利克·蒂尔曼是双元制学生之一。他想成为制造公司的销售员，因此每周花一天半的时间在公立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其余三天半的时间在航空阀门制造商赫布穆勒航天公司接受实践培训。

19 岁的蒂尔曼正在学习制作航空阀门

但培训内容却不是营销，而是阀门制造。按照德国人的思维：对航空阀门的内外部结构了解得越多，在向客户推销时就越能得心应手。可见，即便是一个未来的产品销售员，也要自学机械制造，可见德国人对制造培训的追求。

在这种严苛的训练下，德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全球最高的，不仅超越了英法，也远远超过了日韩。就连年平均工作时间也是下图中最短的：

德国工人生产率位居世界第三

每年最低工作时数

以研发为灵魂、以高技能工人为血肉，涌现出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德国制造企业，这是德国制造的第三个秘密。

3 隐形冠军：一群隐藏在幕后的巨人

2017年5月5日，国产大飞机C919终于试飞成功，它的液压系统来自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德国汉辰公司。

如果说发动机相当于心脏，燃油相当于血液，那么液压系统就相当于肌肉，对飞机的控制至关重要。汉辰公司由赫伯特·汉辰于 1925 年创立，专门生产液压系统。空客从第一架飞机 A300 开始就是汉辰的客户，但这家为 C919 和空客提供液压设备的公司只有约 200 名员工。

在刻板印象中，像汉晨这样的小企业往往“不稳定”，很容易破产或老板跑路。但家族企业的性质让老板很难跑路。同时，由于德国中小企业倾向于更长期、更稳定的合作关系，它们更在意留住员工。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连博世这样的大公司都在裁员，但汉晨却没有损失一名员工。

在德国，家族企业的隐形冠军不计其数。这里有一个简短的故事：20多年前，一位名叫伊冯娜·施密滕贝格的德国美女在法国一家投资银行任职，过着光鲜亮丽的金融精英生活。有一天，她的祖母突然给她打电话，让她回德国家乡继承家族企业：一家坚果制造工厂。

这家工厂名叫施密滕贝格金属制品厂，由伊冯的祖父母于 1932 年创立，专门制造焊接螺母，第一个客户就是大众甲壳虫。虽然犹豫过，但伊冯最终还是听从了“内心的召唤”，选择离开色彩斑斓的塞纳河，回到家乡尘土飞扬的工厂车间。

伊冯娜·施密滕伯格拿着一盘焊接螺母

焊接螺母通常只有硬币大小，看似简单，却涉及炼钢、材料等多种工序，技术含量极高。制造汽车时，焊接螺母用于固定座椅、安全带，必须极其坚固，才能承受车祸带来的巨大冲击力。Yvonne家生产的焊接螺母质量异常，即使挂上四辆总重8吨的奔驰车，也不会掉下来。

正是凭借这样的品质，这家小公司存活了近百年，和汉晨一样，在全球制造业中也有一个响亮的标签：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有三个典型特征：

一是规模小，多为家族企业，难以像英美制造企业那样进行离岸外包；

第二是某一细微领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三是注重长远利益，人员和经营战略相对稳定。

与烧钱打造的独角兽、靠讲故事成为科技公司的二房东不同，德国中小企业更喜欢“稳定”，对盲目扩张和资本市场不感兴趣。汉臣第三代继承人曾说，作为家族企业，他们不在乎股市，所以不受资本市场的影响，只追求每年7-8%的稳定增长。

德国管理专家赫尔曼·西蒙曾调查过全球近3000家“隐形冠军”，即那些在某个细分领域占有最高市场份额、不被公众熟知的小规模企业。他发现，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在德国（1307家），这个数字超过了排名第二的美国（366家）和排名第三的日本（220家）以及下列国家的总和：

德国拥有全球最多“隐形冠军”

德国政府也构建了庞大的扶持中小企业体系，除了信贷激励、税收减免等政策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设立了专门的中小企业促进部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类国内外市场信息咨询、补贴等。

无论是众多的中小企业隐形冠军，还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还是强大的创新研发体系，这些构成德国制造业成功的要素，都是德国民众和企业的自发参与，以及德国政府的配合，而后者往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德国制造业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德国政府想发展制造业。

那么问题来了，德国政府为何如此热衷于艰苦卓绝的制造业？为何不打开闸门，走一条更为宽松的道路？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找到。

4 魏玛噩梦：德国制造的宏观根源

1919年，为了惩罚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对德国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要求，最终以《凡尔赛条约》的形式落地。条约不仅要求德国向英法等国支付巨额赔款，还要切断德国的主要工业区，这相当于打断一个人的腿，让他不能工作，然后还要逼他缴纳罚款。

当时还未成名的凯恩斯发现，英法索要的赔款至少有250亿美元，而德国只能付100亿美元。于是他呼吁战胜国先帮助德国恢复经济，否则不仅无钱支付，还可能再次点燃战争。历史最终证明了凯恩斯的远见。二战后，美国转而支持德国，不仅是因为冷战，也是因为凯恩斯的影响。

当德国魏玛政府卖掉所有财产也无法偿还债务时，它只好采取最后的手段：印钞。

马克，一种价值几乎暴跌的货币

从1923年5月起，德国央行开始疯狂印钞，8个月内，1金马克对应的纸币面值从1万马克飙升至10万亿马克，贬值1000万倍。1918年可以买5000亿个鸡蛋的纸币，1923年只能买一个鸡蛋。币值暴跌伴随的是失业率飙升，1923年12月，魏玛失业率高达28.2%，每4人中至少就有1人失业。

德国纸质商标被当做垃圾

1923年后，魏玛共和国新任央行行长叫停了债务货币化。美国人看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德国人将面临欠他们赔款的危险，于是拨出一笔贷款给魏玛德国紧急救济。恶性通货膨胀逐渐平息，但却给德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心理创伤。直到今天，德国人对通货膨胀以及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债务有着巨大的厌恶感。

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德国政府坚决反对救助，危机初期默克尔甚至计划将希腊踢出欧元区。德国虽然被迫加入救助计划，但依然坚持勒紧裤腰带的紧缩理论。2014年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计划推出欧版QE时，德国也是最强烈反对者。

今年9月，欧洲央行在争议中重启量化宽松，毫无意外地引发了德国的反对。德拉吉在告别演讲中表示，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不如过去，并再次呼吁强化财政政策——这显然是对财政盈余居欧洲首位的德国发出的呼吁。2018年，德国财政盈余高达580亿欧元，排名第二的荷兰约为110亿欧元，其余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均处于赤字状态。

欧洲央行行长、欧洲版量化宽松之父德拉吉（左）

与紧缩政策捍卫者、前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右）合影

在魏玛共和国恶性通货膨胀的阴影下，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原则非常简单粗暴：货币政策只注重物价稳定，财政政策只注重平衡预算，其他什么经济下行需要货币刺激、需求不足需要财政刺激，在德国人眼里都是无稽之谈。

换言之，德国人对于依靠扩大社会总需求来发展经济的“需求侧政策”不感兴趣，这种需求侧政策既包括大规模的财政政策，也包括泛滥的货币政策。

德国人真正喜欢的是供给侧政策，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等。德国政府对研发创新的投入（技术）、对产业工人的培育（劳动力）、对中小企业信贷和税收的支持（资本/制度），其实就是以“不喜欢大规模的泛滥，深耕供给侧”为核心的德国模式的体现。

简单来说，德国制造业为什么这么强？原因就是：深度投身工业的人们+一个痛恨宽松货币政策的政府。

5 居安思危：我们距离“德国制造”还有多远？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在决定性的色当之战中，普鲁士炮兵不仅压制了法国炮兵，还轰击法国步兵，将他们困在2000米之外。最终，他们活捉了法国指挥官拿破仑三世，赢得了普法战争的最后胜利。普鲁士在此战中使用的大炮，从此赢得了无数粉丝，其中就包括清政府。

当时，强敌环伺的清政府深感优质军火的重要性，下订单后将军火商克虏伯译为“克虏伯伯”，表达了希望尽快摆脱列强欺凌的强烈愿望。1937年9月，日本海军侵入厦门，胡里山炮台击穿了一艘日本轻巡洋舰。此后8个月，日军不敢再进攻。炮台上的大炮依然是光绪年间的克虏伯大炮。

从清末的克虏伯大炮到抗战时期德制装备的师，从改革开放后的桑塔纳到C919上的汉晨液压，“德国制造”在我国近代史上屡见不鲜。虽然从体量上看我国是当之无愧的制造业大国，但在高精度机床等高端制造领域，我国与德国等制造业强国仍有不小差距。

在中国工程院发布的2018中国制造业强国发展指数报告中，尽管美国连年喊着“制造业没落”，但美国制造业整体实力依然位居第一，德国、日本分列第二、第三。我国虽然位列第四，但与美、德两国还存在一定距离。

中国制造业综合指数位居美国、德国、日本之后，位居第四。

随着全球格局逐渐由增量竞争转向存量竞争，大国竞争进入愈发明目张胆的肉搏时代，制造业作为“国家重器”的意义将尤为凸显。狠抓研发投入、重视人才培养、不遗余力扶持隐形冠军，是《德国制造》教学课程中的三个重要知识点。

超越这三点认识的是“不放松限制、不刺激，始终把降低供给侧成本放在第一位”，这是埋藏在“德国制造”油纸包装下的终极秘密。

参考：

[1]. Bernhard Rieger，《披头士全球史》，2019年。

[2]. David Odets，德国七个秘密，2018年。

[3]. J. Bibow，《德国反凯恩斯主义如何让欧洲屈服》，2017年。

[4].安东尼·C·萨顿，华尔街与希特勒的崛起，2011年。

[5]. 赫尔曼·西蒙，《隐形冠军》，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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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