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第七次波动，将连续3篇讲财政调整

本文从中国经济的第七次波动开始。 将连续三篇讲财政调整。 首先了解价格“双轨制”的形成（共4238字，阅读14分钟）。

01

1983年价格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价格“瓶颈”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属于“短缺经济”，多次出现物资短缺的情况。 真正调节生产和需求的不是价格，而是计划和各种门票。 特别是1976年前后，从粮油副食到生活必需品几乎都不是“凭票”供应。

1979年和1980年，国家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对一些低价能源、原材料进行了精细调整，放开了一些小商品价格。 结果是显着的。 生产者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城乡市场空前活跃。

但由于国家统一的定价管理模式，市场无法调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价格体系必须改革已逐渐成为共识，但如何改革、改革到什么程度却争论不休。

1982年至1984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对价格改革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和讨论。 有“大改”、“中改”、“小改”三种意见。

“重大改革”的主张是：能源、原材料价格一次性提足； 适当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解决农副产品购销价格一次性“倒挂”； 同步调整交通运输、公用事业、服务业价格。

这是一项全面的涨价建议。 按照要实现的目标计算，改革后的物价总水平将比改革前提高40%左右。

“中国改革”主张也是全面改革，即在较低水平上理顺价格关系。 粮食收购由“降37”改为“降28”，收购价格总体水平上涨3.7%，与销售价格持平； 肉、鱼、蛋、蔬菜等价格将相应上涨； 重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根据内部资本利润率按6%至9%调整； 服务业价格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上涨。 物价总水平上涨16%以上。

“小变”是稳中求进的建议：大部分商品价格将维持现状，对于价格高低或供需不平衡的产品，每年根据生产条件的变化进行一些小调整； 粮价倒挂问题，需要延长时间，逐步解决。 建议将总体物价涨幅控制在2%以下。

薛木桥站在推动经济体制总体改革的高度，提出价格改革需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是调整价格体系，理顺各类商品比价关系；

二是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实现大部分商品不再由国家统一定价，而是通过市场供求和竞争按照价值规律形成，逐步放开价格。

他举了一个例子：当每盒火柴售价两分钱时，公司正在亏损，不愿意生产更多。 结果，市场缺货，不得不限制供应。 事实上，如果每箱价格上涨一分钱，民众的负担并不会增加多少，反而可以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快速增加市场供给。

对于价格改革导致物价总水平飙升的问题，薛木桥认为，关键是控制货币发行量。 只要通胀不扩大，物价总水平就能保持稳定。

当时棉花、化纤布的调价似乎就是薛木桥观点的佐证。

1982年，由于棉花价格上涨，棉布价格保持不变。 但由于化纤行业的快速发展，化纤布的成本下降，利润很高。 但物价局担心化纤布降价影响财政收入，不准降价，导致产品大量积压，被迫减产。

薛木桥提出，提高棉布销售价格，同时大幅降低化纤布价格，扩大化纤布销售，替代棉布，启用已进入市场的棉布开放供应。多年来供应有限。

他表示，现在调整布价正是时候，没有风险。 最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此次调价很可能成为未来更大规模调价的突破口。

这次调价非常成功：由于价格上涨，棉布销售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需平衡，进而供大于求，实现了公开供应； 化纤布因降价走俏，生产得以放开，被抑制的产能得到改善。 释放了。 形成幸福的“双赢”结局。

02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1984年，农村改革形势大好。 以城市为重点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四个全面”战略目标提前实现。 大家对经济发展前景都过于乐观。 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意愿增强，信贷失控，竞争加剧，经济过热。

造成经济过热的驱动力有两个：

一是财政“单干”后，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普遍实施信贷扩张政策；

二是近两年国民经济和人民收入快速增长。 消费决定生产、发展的观点盛行，提倡“能挣能花”，积累和消费同时扩大。

1984年底，有消息传出，央行1985年的贷款额度将按1984年的实际发生额计算。于是，为了获得第二年的贷款额度，各地银行不分青红皂白地发放贷款，无论如何“建立一个基地”。 由此，今年12月贷款金额同比增长84.4%，全年信贷总额增长28.8%。

同样是为了“建基地”，获得分配自主权的企业年底突然涨工资、发奖金。 1984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19%，其中10月至12月的增幅占全年增幅的38%。 再加上农业空前丰收，国家对农副产品的超额收购增加了大量支出，迫使央行增发货币。

通货膨胀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各地都出现了物价上涨的情况。 北京等地的人们已经开始抢购。 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 一些地方竞相进口钢材、汽车、大宗耐用消费品等生产线，导致外汇支出激增、外贸逆差、国家外汇收支大幅下降。

今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4.7%，工业总产值增长16.3%，农业总产值增长2.3%。 经过连续几年的调整，逐渐趋于平衡的国民经济比重再次面临失衡的危险。

控制通货膨胀势在必行。 对于经济形势以及是否应该采取紧缩政策，经济学家存在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国民经济将始终处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失衡”状态。 如果人为地抑制需求、限制货币供应量，就会损害各方利益，导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度下降。 被削弱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不利于发展或改革。 一定要考虑社会承受力，总需求和总供给相对协调，经济环境相对宽松，国家财力要充足，保证改革。 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

经过多次讨论，国务院一致认为，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通货膨胀不利于发展和改革。 支持实施紧缩政策，要求各地停止扩大投资和消费资金，稳定经济。

（一）针对农产品卖难问题，进行价格改革：

由于当时价格体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许多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

当时的价格改革方案是一个比较稳定、有效的方案。 放开生猪价格、提高煤炭价格、调整粮食价格、提高短途铁路运价，放开与调价结合稳步推进。

重点放开生猪收购价格和猪肉销售价格，有利于更多人养猪、提供更多供给。

粮食价格由统购改为合同订购。 订单内大米、小麦、玉米收购价格按照“倒30-70”比例，即按照原统一收购价30%，超额收购70%。购买加价。 订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投放市场。 如果市场价格过低，国家将按原统一收购价格收购。

适当提高短途铁路客运票价和货运价格。 推动铁路短途运输转公路、水路运输，缓解铁路运输紧张状况。 有条件的地方，适当降低公路货运费率。

针对人们担心价格改革可能导致物价上涨的担忧，采取逐步放开、财政补贴等措施，保障老百姓权益。 同时，要求人民群众对物价进行监督。

最终，一方面物价大幅上涨，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也显着改善。 按城乡居民实物消费总量计算，粮食用量由391公斤增加到503公斤，穿着的各类布匹由24英尺1英寸增加到32英尺5英寸，日常消费品购买量增加从28元8分钱到67元。

在城市，几乎每个员工都拥有自行车，90%以上的员工家庭拥有电视机。 许多家庭还拥有了冰箱、洗衣机等，人们的生活水平质量得到了提高。

（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着力去产能、增效益。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冲突一时难以收敛。

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基本建设投资、价格指数同比分别增长22.9%、35%和5.6%。 增速甚至超过了去年增速最快的第四季度。 外汇储备继续下降。

各地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严格执行中央的要求。

国务院连续召开两次省长会议，但仍无法落实各地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问题。

最后，邓小平介入，各省省长逐渐统一了认识。 国家开始收紧银根，控制货币和贷款发行规模，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资金过快增长，加强外汇管理等措施。

中央要求各地制定遏制物价持续上涨预案，派出督察组督导各地“双紧”政策落实情况，同时配合国家税务、金融督察。 在一系列调整下，三季度基建投资增速开始回落，货币供应量逐渐下降。

198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1984年增长12.8%，国民收入增长13.5%。 这仍然是快速增长的一年。

此次价格改革进展顺利，带来了乐观预期，为三年后的“价格突破”奠定了基础。

03

价格双轨制

企业的不断创办和消费需求的增加，使得生产资料的短缺越来越严重。 与那些天衣无缝、天衣无缝的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争夺生产资料的主动性和能力显然要弱很多。

国务院智库创造性地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办法。 1985年初，国家宣布取消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的价格限制，宣布正式形成生产资料“双轨价格体系”。

“双轨制”是指生产资料有两种价格，一种是国家控制的“计划价格”，一种是市场导向的“计划外价格”。 市场价格普遍远高于计划价格。 两者存在价差，存在套利空间。

对“价格双轨制”的评价。 一些人认为，“双轨制”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并导致腐败现象普遍存在。 其他人则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创新。 双轨制在保留计划价格的同时放开了部分市场，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提供了缓冲。 虽然确实滋生了很多腐败问题，但却让非国有经济得以发展。

价格双轨制的目的是保护国有企业在原材料采购方面的优势。 同时，国家还可以调整计划内和计划外商品的销售比例。

例如，1985年左右，钢铁计划与计划外比例为78：22，煤炭为92：8，石油为83：17，水泥为64：36，食品为59：41，服装为59：41。 耐用消费品为48:52。

从这些比例可以看出，国家对原材料的控制远远大于对日常消费品的控制。

“双轨制”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特征。 为严格实行双轨制，国务院要求重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批发业务只能由国有单位经营。 不允许加价倒卖，投机者将受到严厉惩罚。

该禁令无助于遏制那些背景强大的冒险者。 相反，它使得冒险的利润空间更大。 “价格双轨制”直接滋养了“尾随经济”的繁荣。 有背景、有资源的，按国家计划价购买紧缺生产资料，按市场价出售，赚取差价。

正是因为腐败猖獗，国家分配的物资以各种形式流向市场，客观上造成了无计划经济更加繁荣。

国家统一调配的物资始终没有完成计划的任务，那些国有企业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据测算，双轨制给中国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每年至少1.1万亿元，占GDP的9%，与中国多年经济增速基本持平。

仅1988年，全国管制商品总价差就超过1500亿元。 加上银行贷款利差和进口外汇汇差，三项价差合计达35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 %，其中约70%流入私人腰包。

坏人依靠双轨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然而，坏人的猖獗也间接导致了双轨制的灭亡，坏人失去了最大的制度保障。

然而，大部分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坏人，已经转型为民营企业，继续与国有企业“竞争”。

前言：下一篇，1982年至1986年第七波波动，看财政改革——“物价利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