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公司与乙公司钢材购销合同纠纷，曹某担保承诺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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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甲乙两公司达成了一项钢材买卖协议，该协议规定乙公司需向甲公司采购钢材。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后，甲公司便开始向乙公司分批提供钢材，累计金额达到了223万元整。

2022年5月23日，甲公司等材料供应商前往曹某的办公室，目的是为了催讨货款。在此过程中，曹某与乙公司股东杨某进行了电话沟通。催款方提出，杨某和曹某需要提供承诺书，并且曹某还需将杨某的身份证传真过来，以便核实杨某的真实身份。当天，曹某在一份署名为杨某的承诺书上，以担保人的身份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份承诺书表明，杨某答应在7月底之前支付涉案项目的所有款项；若未能按时支付，则需按照同期银行利率的两倍来支付滞纳金。

在2022年7月，那些参与向曹某索要款项的人员，通过电话的方式，再度向他提出了索款的要求，而曹某在通话中则答应会努力尽快完成支付。

由于乙公司、杨某以及曹某均未履行付款义务，甲公司已将此事提交至法院，并要求法院判决乙公司向其支付超过223万元的货款及其利息，同时，曹某和杨某需对这笔债务承担共同的偿还责任。

分歧

本案争议焦点为：杨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债务加入。

杨某与甲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联系，承诺书上的签字亦无法证实系杨某亲自签署，再者，债务人乙公司并未要求杨某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义务，因此，不应将杨某的行为视为债务的加入。

第二种观点提出，现有证据充分表明，出具承诺书系杨某真实意愿的体现。即便承诺书上的签字并非杨某亲自签署，也应认定其行为构成了债务的加入。这种加入债务的行为，无需得到乙公司的批准。

辨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债务加入，亦称作并存债务承担，意指第三方介入既有的债务关系中，与债务人共同对这笔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此举相当于在原债权人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债务人。因此，债务加入与保证具有相似作用，均旨在确保债权得以实现。我国民法典首次将债务加入机制以实证法规的形式确立，具体在第五百五十二条中明确了债务加入的两种具体情形：第一种是第三方与债务人达成一致，同意加入债务并告知债权人；第二种是第三方向债权人表达加入债务的意愿，而债权人在合理时间内未明确表示反对。只要符合上述任一情形，第三方的行为便可被认定为债务加入。

其次，我国《民法典》并未对债务加入的形式要件进行详尽规定，学界对此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即要式性与非要式性之争；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一问题也存在着不一致的处理方式。作者认为，法律明文规定保证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确立，其目的在于对保证人进行保护。保证人之所以需要这种特殊的保护，是因为保证是一种无对价的单方面承诺，保证人有可能忽视保证所伴随的风险。因此，有必要确保保证人在未经过充分思考的情况下，不会草率做出决定。尽管债务承担与担保作用相近，然而在债务承担的情况下，第三方之所以承担债务，通常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这与第三方为他人提供担保所体现的利他性质不同，因此，没有必要实施上述的监管措施。债务加入原本应被视为非要式合同，一般情况下，债务加入的表示一旦作出便即生效。然而，若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债务加入需遵循特定形式方能生效，那么应尊重他们的自主意愿。在这种条件下，债务加入的性质便转变为双方约定的要式合同。

最终，针对本案，现有证据充分表明杨某出具承诺书是其真实意愿的体现。根据催款当天的录音资料分析，催款方不仅包括甲公司，还有其他材料供应商参与。在沟通过程中，曹某对欠款事实予以确认。甲公司提出要求杨某亲自签署承诺书，并索要其身份证件进行传真，录音资料完整记录了承诺书的产生过程。曹某与杨某关系紧密，签字当天曹某曾与杨某通话，他未核实承诺书真伪便签字作为担保人的可能性较小。曹某在录音中提到的“7月底前”、“担保”等关键词与承诺书内容相符，加之甲公司持有杨某身份证复印件，这些证据共同表明，杨某在录音当天向甲公司提供了还款承诺。承诺书一经出具，甲公司职员便通过电话向曹某催讨款项，曹某对此并无异议，甚至答应会尽快支付，这一行为进一步证实了承诺书的出具是杨某和曹某真实意愿的体现。

因此，杨某明确表达了加入债务的意愿，鉴于债务加入并不要求特定形式，即便承诺书上的签字并非杨某亲自所写，这也不会妨碍他承担相应的责任。